浅谈新加坡安溪人的五金业

五金业在新加坡的兴盛，与“加龙古尼”有密切关系。早期不少因环境所逼南下谋生的安溪新客，都从事“加龙古尼”行业，继而做起旧五金买卖生意。国家发展基础建设，也带动了五金业的蓬勃发展。本着先辈的刻苦坚毅，本地五金商在逆境中坚守祖业。

新加坡早年众多的华族移民当中，福建安溪人为数不少，在闽南社群里形成一个庞大的地缘社群。由于人数众多，安溪人在本地的许多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尤其五金业者，安溪人占了七成左右。在众多的行业中，五金业是新加坡安溪人最引以为豪的行业。

说到新加坡的五金业，就得先认识这个行业的前身。五金业之所以在新加坡兴盛起来，与“加龙古尼”有密切的关系。“加龙古尼”来自马来语Orang Karung Guni，即“挑着麻袋的人”。一根扁担、一对箩筐，或两个麻袋，这就是“加龙古尼”的家当。由于营业成本低，上个世纪初不少由于环境所逼南下新加坡谋生的安溪新客，尤其是居住在市区里的，都从事“加龙古尼”行业。

他们大都穿着一身大成蓝衫裤，挑着担子，走街穿巷收购旧货，加以分类后，再挑到旧五金店卖出，靠体力和耐力赚取微薄收入。他们省吃俭用，存够资本后就自己开店，也做起旧五金买卖生意。上世纪初，新加坡许多著名的五金商，例如：协隆记的柯进来、隆安记的柯贤树等先贤，都是靠当“加龙古尼”起家的。

随着时代进步，这些旧五金商逐渐演变成新五金商及大五金商，买卖机器配件和建筑五金。虽然安溪人的五金业在刻苦经营下取得一些发展，但战前英国人的洋行几乎垄断了主要的五金买卖，华人开设的旧五金商大多属于家庭作业，占用空间大，囤积的货物买卖时间又不固定，只能赚取蝇头小利。

1935年之前，英殖民地政府无法彻查旧五金商的营业额，故无法向这些商家征税。1935年，英殖民地政府突然颁布一项法令，规定所有持有营业执照的旧五金店，买卖时都要发出有顺序号码的收货单和发货单，就像当店办理手续一样。政府此举美其名曰追踪贼赃，其实是要借机向旧五金商征税。

当时的旧五金商因为货物流转时间的不确定性而没有设账簿，根本无法效仿当铺处理贵重物的做法，又聘请不起书记，当政府官员来查账时，都穷于应付。正当所有旧五金商都在为此事而忧心如焚之际，柯进来、张三品、柯贤树、蔡烈柳、张棋楠、柯秋水、柯大初、林义仁等五金商发起了组织五金公会。

五金公会的会员包括其他籍贯经营者，自1935年成立之后，积极向政府交涉，取消旧五金商买卖之“顺序号码”登记，终获政府准许暂缓执行，一直到自治邦政府于1959年成立后，才规定必须设立账簿备查。五金公会与政府的成功交涉，解决了旧五金商可能面临倒闭的难题。这个壮举犹如及时雨，挽救了当时许多旧五金商的生计，发起先贤可谓功不可没。

五金公会成立后，团结同业，积极为会员谋福利。1975年，新加坡五金公会改名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以更好地反映五金业务的多元性。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50到70年代，新加坡五金业界曾经出现过赫赫有名的“双水”——苏海水与柯秋水。当时还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经典佳话：“同业方面有事找苏海水，政府部门有事找柯秋水。”

二战期间，新加坡沦陷，五金业面临停顿的厄运。二战结束后到韩战爆发前，欧洲的许多大厂家通过洋行，向华人五金商推销新五金，争取代理；加上当时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建筑五金，促进了五金业的发展。一些旧五金商开始从旧军备用品商那里竞标旧军备用品。

当时还有一个协议：哪一家公司标得这类货物后，就转让一部分给有兴趣的同行，让同行也能分得一杯羹。这门生意一直到韩战爆发后才停止，为当时的旧五金商带来不少收入。

韩战期间，与军用品有关的物资，包括各类五金物品都价格暴涨，促使五金商的生意进入佳境。韩战过后，一些资金雄厚的本地五金商不再通过洋行，开始向外国厂家直接进口五金货物。这一转变，使五金商由过去的买卖旧五金，进而成为新五金二盘商，再进而成为新五金出入口头盘商。据了解，目前本地的五金商几乎有一半是经营出入口头盘生意的。

新加坡取得自治后，政府大兴土木发展基础建设，对于各种五金的需求大增，为五金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独立后，政府加速组屋及其他方面的建设，又为五金业注入发展的新元素。上世纪60年代，东南亚各地纷纷发展，新加坡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了五金供应的中转站，不少五金商也因此成了五金进出口商，为东南亚各地提供五金货物。

近20年来，劳工及土地密集的五金业面临着新加坡劳动力及土地有限的挑战。五金商开始减少五金原料的进口，改而进口半成品及成品，以减轻劳动力及土地方面的负担。近年来，外国大财团也进军本地五金市场。面临种种挑战，本地五金商本着先辈的刻苦及坚毅，寻求对策，在逆境中坚守祖宗基业。

新加坡的安溪五金商过去都是因为家乡生活困顿而离乡背井，外出谋生。他们克勤克俭，白手起家，事业有成后对于慈善公益事业，尤其是安溪家乡各方面的建设都不遗余力。办学校、建医院、修公路、建庙宇……他们总是慷慨解囊。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不仅体现在第一代移民身上，还一直延续了好几代人，不少五金商至今仍然为祖籍地的种种建设出钱出力。

对于本地的慈善公益事业，他们也展现了当仁不让的精神。新加坡的慈善医院、乡村学校、南洋大学、血缘及地缘会馆，都留下不少他们行善的足迹。从先辈到如今的生意掌舵人，都能看到他们为慈善做出的种种贡献，充分展现了儒商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