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王郭鹤年透露,上世纪70年代新马两国的政府实行“惩罚性税率”,商家所赚取的利润,一块钱中五毛钱得拿去缴税。香港的税务环境较利商,只需缴付17%的公司税,因此决定将贸易基地转至香港。


(吉隆坡讯)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透露,他在1970年代选择把旗下的生意移到香港,真正的原因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征抽的税率太高。


他说,当时马新两国政府像是比赛一样,那些替国家创造财富的人,反而被征收更多的税收。“马新两国政府都实行‘惩罚性税率’,向我们征收所赚取的利润,我们每赚一块钱,五毛钱都拿去缴税了。


“相较之下,香港的税务环境是利商的,你只需缴付17%的公司税,因此,每赚一块钱,你可省下33分钱。”


他指出,由于从事国际白糖贸易业务,因此,他选择一个低税率的贸易基地,较为可靠。“香港的税务政策非常直截了当,为何我需要聘请大批律师及会计师来避税?”


94岁的郭鹤年在柔佛新山出生,因为以经营白糖业起家,素有“亚洲糖王”之称。他当年因为观察到当时控制东南亚白糖市场的印度尼西亚黄仲函家族正逐渐没落,到了1961年,黄家的事业更被印尼政府接管。他看准时机,大力出击。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放弃马来西亚的主要业务,转向香港发展,引起热议。他上周六推出的《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总算让真相大白。


他在回忆录中透露,他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考虑迁移部分业务到香港。“我终于在1974年下定决心,在香港设立郭氏兄弟公司,并以1000万港元创立嘉里集团。”


他指出,香港在20年内蓬勃发展,在他们设在马新港三地的集团公司中,香港的规模是最大的。


他也提到,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相比,香港才是一个可以让他大展拳脚的舞台。“新加坡虽然不对岸外贸易的盈利征税,可是新加坡官员却十分严苛,要求商家证明岸外的收入的合法性。”


“基地设港纯粹理性考量 与新加坡情感不减”


但他强调,他从未失去对新加坡的情感,他以低税率的香港作为其商业基地,纯粹是出于理性考量。“事实上,在70年代中期,我经常会见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他说,他要和我聊天,因为我对马来西亚的情况有真知灼见;他(新加坡)在吉隆坡设有最高专员公署,但他要不同角度(的看法)。所以,他想通过和我聊天来了解马来西亚。”


郭鹤年说:“可惜的是,当我(1973年)搬迁到香港后,这些非正式的会谈就中断了。”


他说,香港是一个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大出许多的池塘(pond)。“我看到,欧美及日本顶尖企业的首席执行员会走访香港,若非每年一次,就是每两三年一次;高级副总裁会去新加坡,而副总裁或部门经理则访问吉隆坡,这是它的顺序排列。


“当然,今天的首席执行员,比较常到中国北京和上海。”


建议设监督机构 防商业恶棍毁国


郭鹤年说,海外华人企业家有助发展国家,但他也指出,华人中有害群之马。如果没有受到监管,有一些人会变成非常大的恶棍(crooks),他们可能会毁掉一个国家,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执行监督机构。


“在自由的经济环境中,必须让企业自由发展,但是同时你必须有一个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监管部门。一旦出现违规行为,就必须迅速地严惩。”


他感到遗憾,印度尼西亚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成立相关的监督机构。他说,华人帮助建设了今天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但同样也让“恶棍”肆无忌惮。


他认为,领导人的软弱是造成这些破坏的主因。“如果领导人强大,所有这些恶魔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他举例,新加坡拥有人数相同的华人恶棍,但这些人如今已经隐藏、伪装或进入休眠状态。他说:“这些恶棍被两只手绑在钢索上,一只是李光耀的左手,一只是李光耀的右手。”


郭鹤年说:“在这些不受欢迎的元素受到控制后,看看新加坡利用海外华人的力量取得多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