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体育理事会服务，担任过知识管理与战略规划部门司长等职务的何文伟博士指出，目前的关键是，如何配合不同项目运动员的需求，有效地集合各方资源或制定个人化的支援方案。
游泳健将约瑟林在里约奥运为我国赢得第一枚金牌，是否意味我国体育已迈入新纪元？受访学者表示，目前还言之过早，除了全民体育文化有待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国家体育总会等组织也应紧密合作，完善发掘潜能、培训运动员的体制，同时协助专业运动员开拓更持久的事业渠道。
培育顶尖运动员
犹如栽培博士生
共和理工学院体育、保健与休闲系体育教练学科主任何文伟博士认为，本地支持体育发展的土壤，过去10多年来有显著改善，除了从学校方面着手，如推行少年体育计划、成立新加坡体育学校等，新加坡体育理事会近年也推行全国高水平体制，为顶尖运动员颁发卓越体育奖学金等措施；加上一些民间资源的投入，目前支持运动员发展的架构颇为全面。
曾为体育理事会服务，担任过知识管理与战略规划部门司长等职务的何文伟指出，目前的关键是，如何配合不同项目运动员的需求，有效地集合各方资源或制定个人化的支援方案。
专家建议设中央体制
主导和统筹训练
“培育顶尖运动员犹如栽培博士生，他们每个人有特定专长，训练的需求、侧重点各异，必须量身定制长期培育计划，包括聘请顶尖教练、安排体育科学支援或海外比赛等。体育理事会属下新加坡体育学院已在进行这项统筹工作，今后可加强力度，并与各体育总会更紧密合作，为更多不同项目的运动员进行统筹管理，协助他们发挥最佳潜力，为体育事业和个人发展做长期规划。”
关注我国体坛动向的南洋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处主任卓建南博士认为，本地体育管理模式还可以更加“百花齐放”。
曾在体育理事会担任高水平部门司长、体育管理处处长等职务的卓建南指出，一些体育强国如中国，采取由国家主导、集中选拔和培训运动员的“举国体制”；美国运动员主要靠自费或民间赞助，热门运动项目通过学府体育联盟和各体育组织举办职业联赛等渠道，选拔和征召运动员。
“本地还未有像美国那样男女老少都热衷体育的文化。我国政府出资支持体育发展，与中国的制度有些类似，但我国运动员的训练则由各体育总会负责，效果参差不齐。”
“我们可考虑混合式做法。政府可考虑对各体育总会的训练情况做一番审核，发展潜力佳的体育项目，如果训练情况欠理想，可考虑由一个中央体制来主导和统筹，包括聘请教练等；目前配合运动员的训练提供体育科学支援的体育学院，不妨扩大功能，肩负这项统筹角色，相关的体育总会可专注基层推广工作。至于人才培养已上轨道的体育项目，继续由有关体育总会主导训练。”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曾是新加坡游泳总会名誉助理秘书长，并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担任我国游泳队经理。
目前也是新加坡体育总会顾问的陈庆文认为，本地考虑拨款资助运动员时，往往过于侧重成就，对潜能的重视不足。“要运动员展现一定成就才批准资助，这可以理解。但政府应协助各体育总会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评估和发掘才华的制度，对有潜力、肯努力并有献身精神的运动员投入更大信心，让他们更早获得资助。”
陈庆文希望约瑟林此次奥运壮举可成为催化剂，推动各方检讨本地体坛未来走向，包括如何更好地培养全民体育精神，以及推动各体育总会提升专业管理水平和发掘才能的机制，“以免错失下一个约瑟林”。
“我们的硬件发展得不错，但软件还有待提升。支持我国体育发展的不同条件都存在，但各利益相关者须更紧密配合，为我国整体的体育发展目标而努力。”
参赛训练代替服役可行吗？
原本下个月要被征召入伍的约瑟林，已获准延缓服役，以便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备战。不少民众对此消息表示欢迎，也有人提出让顶尖运动员以训练代替服役的建议。
卓建南说，过去他在体育理事会服务时，已提出同样建议。“以约瑟林为例，他至少还可参加两三届奥运会，如果每次须申请缓役，无疑增加不确定性，而等到他30多岁结束比赛生涯后才来服役，可能会影响他的职业规划。但我不赞成免役，顶尖运动员应接受至少三个月基本军训，剩余的国民服役就以全职训练替代。”
他强调，为避免制度被滥用，应设下严苛的审核标准，例如具潜力在重大比赛中夺标等。“预计能符合标准的精英运动员屈指可数。如果真的比预期的多，相信也有正面意义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