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入为出维系社会公平

主题为“齐心协力,沉着应变,迈向未来”的2017年度财政预算案,继续沿着政府要建立包容性社会的大目标前进。作为社会的核心单位,如何保育家庭,自然必须是焦点所在。财政部长王瑞杰在这方面着墨较多的,集中在协助新婚夫妇购置新屋、为年轻父母提供育儿服务,以及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负担。在强化社会凝聚力方面,本次预算案则侧重于残疾者及其看护人、因人口老龄化而日益突出的失智症患者;此外,预算案也注意到强化社会志愿团体和互助团体的需要。

这延续了政府多年来应对贫富差距所带来之挑战的努力方向。世界各地民粹主义相继崛起的现象表明,一旦政府无法有效处理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所导致的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失衡,以及传统行业的工作岗位消失的副作用,收入停滞的社会大众、职业前景不确定的年轻人、面对失业威胁的中产阶级,都很容易被野心家煽动而引发政治与社会动荡。这类集体不满情绪的宣泄方式,或以制造社会假想敌的手段,或以排外的形式,最终演变为社会的撕裂与冲突。

从这个大背景审视预算案,就不难看出其中针对经济转型的方案,一方面要解决眼下部分产业面临不景气的近忧,另一方面更须要深谋远虑,摸索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然而,这一切并非终极目的,而是积蓄资源来建设社会,优化民生的手段。英国脱欧与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不但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对新加坡经济的潜在挑战,也表明防范未然,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为民粹主义的重要性。预算案接续处理民生需要,特别关注年轻家庭、低收入阶层与社会弱势群体,除了其本身作为目的的积极性之外,在世界乱象丛生的当下,更具备时代意义。

家庭的关键性在目前越发突出,毕竟出生率低落与人口老龄化原就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孪生问题。尽管历年的预算案都不无鼓励生育率的措施,这看起来还是个必须长期坚持的过程。在双亲育婴假和婴儿花红之后,今年的预算案主要是帮助年轻家庭取得安居之所,以及在托儿和孩子的大专教育上提供更多补助。对于那些中低收入家庭,预算案也延续了之前的做法,包括给予他们消费税、水电费、组屋杂费与个人所得税的回扣。

在阐述如何培育经济实力来应付未来挑战时,王瑞杰指出政府不可能扮演所有角色,而是必须同行业、工会、公司、工友形成并肩作战的伙伴关系。这个道理同样适用在建立包容性社会方面。面对越来越变动不居的世界形势,个人与家庭的压力和焦虑增加是可以想象的。这为志愿组织和互助团体提供了发挥的空间,特别是家庭成员中有残障者或患上失智症的老年人,照顾他们对任何家庭都是个沉重的经济与精神负担。预算案为这些介于家庭与政府中间的组织,提供必要的援助,将能够为有需要的家庭分担压力,进而营造更有爱心的社会文化。

越来越不确定的全球局势,使得目前造成贫富差距现象的因素会继续存在甚至变得严重,加上人口老龄化问题没有改善,所以政府的社会支出势必得持续增加。此外,政府也必须翻新与增添更多基础建设。因此,审慎地量入为出是必要的。正因为加大对社会安全网的投入,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出现了较显著的改善,贫富差距问题并没有如其他社会那样,恶化为政治动乱。但这也表示社会较幸运的成员,必须做出更大的贡献。王瑞杰表示,除了把饼做大,提高经济活力,基于累进税的公平原则,政府将来很可能得进一步开源节流,来支付对社会安全网的长期投入。

对于有需要的家庭,这当然是好消息。但是对于一般的中产阶级,预算案以及王瑞杰关于加税的宣布,恐怕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毕竟,他们没有从增加的社会开支中获益,且不如处于收入顶端的阶层那么安全自在。与所有社会成员一样,他们也面对全球经济形势剧变的风险,失业的真实威胁会让小康的家庭生活一夕改变。如何更好地减缓这群社会夹心层的压力,或许是政府接下来需要思考的地方。

维系社会公平的正确目标,需要所有社会成员齐心协力;要保障目标的实现,则是个长远的过程,因而需要审慎理财,量入为出。一方面政府要确保“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另一方面也要确保“能者多给”,特别是收入和财富属于社会顶端的群体,得为所享受的安居环境能够继续,多贡献一分力量。王瑞杰在强调必须在财政上“未雨绸缪”时说:“我们得通过新税种或提高税率来增加收入。”希望这些新负担同样能基于公平原则,避免对夹心层造成太多的痛楚。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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