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光泽世
承前启后
李光前逝世50年纪念特辑
文／谢燕燕
李光前对文化的
贡献是多方面的，
他曾捐赠大笔钱
倡议成立
免费公共图书馆，
又从陈嘉庚手中
接办《南洋商报》，通过设立图书馆
和办报普及阅读，
提升国人的
文化素养和
知识水平。
李光前具备独到的历史观，曾和中华总商会另外五名董事联手抢救晚晴园，为新加坡保住一座重要的历史古迹。他所创立的李氏基金在他辞世后继续扶持本地的文化事业，包括抢救日益式微的传统艺术。
新加坡的公共图书馆是世人非常羡慕的一种公共服务机制，任何人随时可以走进分布在全岛各处的27座现代化公共图书馆，免费借阅书籍，增长知识。但很少人知道这一切源自李光前的真知灼见和公益精神。
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可追溯到1823年。英殖民地政府设立本地的第一所学府新加坡书院（今莱佛士书院）时，便开设了本地首个图书馆。不过当时图书馆只让书院师生使用，公众想借阅书籍，必须每月缴付25分钱会费。
1845年，书院属下的图书馆正式升格为新加坡图书馆，但只有那些有能力每月支付2元5角费用的公众，才有资格使用这座付费图书馆。1849年，图书馆的功能扩大，增设博物馆，并于1874年7月16日易名为莱佛士图书馆和博物馆。
出资兴建公共图书馆
立条件须供免费使用
二战时期，日军接管莱佛士图书馆，直到1945年12月才重新开放。战后，人们对图书馆有了新的期许，有人建议设立分馆让更多人受惠，免费公共图书馆的概念也首次被提了出来。
让这一概念开花结果的正是李光前。这位树胶大王和慈善家在1953年捐出37万5000元给国家图书馆，条件是图书馆必须免费开放给所有人使用借阅。
1957年8月16日，李光前为史丹福路的国家图书馆举行奠基仪式。这栋红砖建筑完成后褒贬不一，但它的面积却比原来的图书馆大四倍，并成为建国一代的共同记忆。国家图书馆大门口，曾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李光前先生奠此基石，这栋建筑是由其慷慨捐献所促成”。
1958年4月1日，莱佛士国家图书馆法令（Raffles National Library Ordinance）生效，标志着本地图书馆史的新里程碑，免费公共图书馆从此成为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位于史丹福路的原国家图书馆，在2004年3月31日关上大门，过后被拆除，但那栋红砖建筑始终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在李光前捐巨资推动我国的免费公共图书馆的半个世纪后，李光前的长子李成义以李氏基金主席身份，延续父亲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精神，于2003年捐出6000万元支持兴建现代化的新国家图书馆。这在当时是本地历来最大笔的私人机构捐款。李成义当时曾说，捐款给图书馆是要延续他父亲在世时推动教育的使命。
位于维多利亚街的新国家图书馆，把七楼至13楼的参考图书馆命名为李光前参考图书馆，以纪念他的伟大贡献。这个藏书超过60万册的参考图书馆，是研究我国和本区域最重要的资料库之一。
接办《南洋商报》
增派通讯员报道抗战局势
在推动文化方面，李光前还曾涉足办报这一块，于上世纪30年代接管他岳父陈嘉庚所创办的《南洋商报》。
陈嘉庚1923年所创办的《南洋商报》，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之一。靠树胶发迹的陈嘉庚，当时生产各种树胶制品，他最初办报，部分原因是为了宣传旗下商品，节省广告费。
当陈嘉庚庞大的商业王国在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受挫，面临破产困境时，李光前所创立的南益公司刚起步不久，因规模小又没有向银行贷款，加上李光前善于经营，得以安然度过危机。当时新加坡的46家树胶厂中有43家倒闭，南益是当中的幸存者。
南益在1933年把注册资本增加到100万叻币。当时的合股人有李光前、李丕树、林忠国（李光前的连襟兄弟）、叶玉堆、陈爱礼（李光前的妻子）、李玉荣（李光前的弟弟）等，李光前的家族占了72％的股份。加股后，李光前决定收购陈嘉庚在巨港的树胶公司，之后与弟弟李玉荣一起接管陈嘉庚的饼干厂和《南洋商报》。
他在1933年改组《南洋商报》，让这份华文报正式脱离陈嘉庚有限公司，转而由李光前、林庆年、李玉荣、侯西反等人承办，并注册为有限公司。
根据郑文辉所撰写的《新加坡华文报业史1881—1972》，李家在1937年为《南洋商报》增资，并由李玉荣接手打理业务，李光前亲自出任南洋商报的董事主席，李玉荣则担任社长兼总经理。
在李光前和李玉荣的领导下，《南洋商报》有了很大改进。他们在1938年收购《新国民日报》，把公司改组为“南洋报业有限公司”并让两报同时发行。
这时期，《南洋商报》除了报道中国方面的新闻，还增加本地新闻，报道世界各地经贸情况，帮助华人经商，还增添副刊，让报章内容更丰富多彩。
根据世界华文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程曼丽博士的研究，《南洋商报》在华北局势吃紧之际，于1933年1月20日宣布在沪、港、粤、京、平、津等地加派通讯员，分赴各地采访，并在1934年1月在上海设立《南洋商报》驻沪办事处，加强中国新闻的采访工作。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新马华人如火如荼地展开筹赈救亡运动，《南洋商报》此时的电讯版、中国新闻和本坡新闻，把最新的抗战消息转达给关注时局的读者。
1940年底，正值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之际，《南洋商报》把中国著名报人、政论家、国际事务专家胡愈之请来主持编务工作。当时的时局混乱，社会环境异常复杂，胡愈之主持下的《南洋商报》却有着鲜明观点，经常在社论中拨乱反正，解惑释疑。
其实，李光前没当报章老板之前，就已经和报业结过一段缘。年少时立志当工程师的李光前，因袁世凯在1912年查封唐山路矿专门学校和缉拿同盟会会员被迫辍学。他回新加坡后在道南学校和崇正学校执教，同时兼任《叻报》电讯翻译。
从拯救到发扬 传统南音登国际舞台
李光前所创立的李氏基金，1980年至2000年之间，曾经常出手扶持战前创立的湘灵音乐社，对拯救日益式微的传统艺术不遗余力。
古典曲艺南音源自福建泉州地区，那也是李光前的家乡。
1977年出任湘灵音乐社社长的丁马成，在本地和国际南音界是位响当当的人物，他曾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挽狂澜于既倒，对即将销声匿迹的古南音进行大胆改革，把南音带上世界舞台，带动中国、台湾、香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的南音发展。
丁马成当年积极促进南音的发展，曾得到李氏基金很大的助力。在政府还未拨款扶持本地传统艺术的年代，李氏基金的捐助对湘灵的生存，以及对南音的发展至关重要。
那时候如果没有李氏基金和其他支持者出手扶持，就不会有今日备受看好的湘灵。
12岁便跟随丁马成研习南音的湘灵音乐社副社长王碧玉（51岁）曾亲眼目睹李氏基金，特别是已故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对湘灵的帮助，对此心怀感激。
李光前去世后，李氏基金由他的长子李成义掌管。李成义和丁马成是朋友，受丁马成对南音那份炽热之心所感动，李成义经常毫不迟疑出手扶持湘灵。
王碧玉记得1985年左右，丁马成带她去见李成义。湘灵音乐社当时正准备组织一团43人到台湾巡回演出10天，在台北、台南、基隆、鹿港等地呈献13场演出。
她记得丁马成当时向李成义介绍了湘灵的台湾巡演计划，李成义听后问他需要多少钱，丁马成表示希望能得到3万元赞助，李成义二话不说便答应了。
王碧玉说，李氏基金在上世纪80年代是湘灵音乐社最大的赞助者之一，每次湘灵有演出，特别是出国巡演或参加比赛，李氏基金都赞助一部分费用，减轻湘灵的负担。
她第二次会见李成义，是丁马成患癌病重之后的事。丁马成当时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决定带着25岁的王碧玉去见李成义，一来让李成义知道王碧玉是他选定的接班人，二来希望李氏基金的这位掌舵人在他离世后继续支持湘灵。
丁马成在1992年底去世后，李成义没有忘记朋友的嘱托，李氏基金在下来整10年时间里，一直给予湘灵音乐社各种经济上的扶持，一年至少赞助2万元。
另一方面，湘灵曾到李光前的家乡梅山演出至少三回，其中一次是在1984年。当时中国刚对外开放，王碧玉记得他们飞到香港后再乘船到厦门，之后到同安、南安等地巡演，到梅山演出时还住在李光前家乡的别墅里。
六君子及时抢救
革命遗址晚晴园
曾经是同盟会会员的李光前，1937年3月16日和中华总商会的另五位董事周献瑞、李俊承、陈延谦、李振殿和杨吉兆，一起以5200元买下见证了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晚晴园。
当时的晚晴园在历尽沧桑后已破败不堪，若不是李光前等六人具备历史文化眼光，及时出手抢救，新加坡恐怕早已失去这么一个具有厚重历史感的珍贵文化遗址。
原名“明珍庐”的晚晴园，有一段充满吊诡的历史。这栋维多利亚式别墅，由保皇派粤商梅泉宝所建，后来却成为孙中山、张永福和陈楚楠等人秘密策划革命的基地。
孙中山在晚晴园成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起草同盟会章程，并在此策划黄花岗起义（1907年5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及河口起义（1908年4月）。晚晴园可说是孙中山推翻满清皇朝的重要历史遗址。
不过晚晴园作为革命基地只有五年时间。辛亥革命前一年，即1910年8月，张永福和弟弟张华丹便以5300元把晚晴园卖掉。
从张永福兄弟卖掉晚晴园，到中华总商会的六君子买下破败不堪的老宅，这栋历尽沧桑的房子前后易手12次，当中有一年还易手两次。晚晴园在这段坎坷岁月里，也曾被迫公开拍卖，或被人拿去抵债。
尽管历史曲折迂回，晚晴园这栋有故事、有记忆的百年老宅，始终是早期本地华人直接参与辛亥革命的最有力佐证。百多年来，世界风起云涌，经历了数不尽的变迁后，晚晴园依旧矗立原地，在饱受沧桑和岁月磨砺后越发有魅力。
1937年至1951年，晚晴园曾是中国国民党支部的办公室，之后成为中华总商会的产业，2009年交由国家文物局管理，成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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