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喜忧参半消费税

与外界此前的担忧相异,财政部长王瑞杰并没有调高消费税。同样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表明消费税将在2021年至2025年间,上调两个百分点至9%。

由于包括总理在内的多名内阁部长,在预算案发表前,分别在不同场合表示,政府今后的社会开支将大为增加,必须开拓财源来满足这些需求,坊间因而纷纷猜测,这是为在本年度预算案调高消费税打预防针,让民众做好心理准备。但是也有意见认为,政府在上一次选举时承诺,有足够的预算来应付开支,任内不会调高消费税;如果食言,将打击朝野互信。因此,本届政府算是信守承诺,并没有在任内提高消费税。

但是,这却无法改变公共开支增加,对政府预算案所造成的收入压力。公共开支增加的原因,相信国人已经耳熟能详。首先是安全威胁的提高,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在本区域肆虐,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提升军队和警察应付威胁的能力。第二是教育,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下一代所将面对的竞争环境会更为严峻,所以必须持续培育他们有足够的竞争力。第三是基础建设,尤其是公共交通系统的改善。第四则是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医药和护理支出的增加。

在所有的税种里,消费税同公司税、个人所得税一起,一直排在前三名,占政府税务收入超过两成。以2016年至2017年财政年为例,政府从消费税征得111亿元,占政府税务收入的24%(公司税为136亿元,占29%;个人所得税为105亿元,占22%)。随着美国国会批准总统特朗普的减税措施,财经界估计很多国家都将面对资金流向美国的压力。要保持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政府提高公司税的空间其实很小。同时,要保持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吸引全世界的高素质人才来这里工作、定居。这就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率不能太高;况且,太高的个人所得税也有影响工作意愿的副作用。所以,如果要显著地增加收入来抵消不断增长的支出,提高消费税只能是最有效的手段了。

当然,这必然又要回到关于消费税性质的争论。对消费税最大的批评,莫过于它属于累退税——收入越高,负担越轻;收入越低,负担越重——有违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但政府一贯的解释是,高收入阶层的高档消费将因此缴纳更多税金;不缴税的外国游客在本地消费也能贡献国库。至于低收入阶层,政府有各种补贴措施来减缓他们的负担。此外,消费税收入如果用在社会开支,也能帮助到低收入阶层,促进社会公平。

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同样表现在王瑞杰强调要强化税制的累进性、公平性和韧性,其中包括主要是针对高收入群体的房地产印花税,价值超过100万元的住宅,100万元以上的部分的买家印花税,将多征收一个百分点,从3%提高到4%;针对主要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消费群体的互联网消费行为,在2020年开始对互联网境外服务征收消费税。用这些新税收去支付社会开支,将取得财富再分配的公平效果。

专家估计,以目前的消费水准,消费税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每年将为国库带来15亿元至18亿元的额外收入。2021年后消费税调高到9%后,国库每年会增加约30亿元至36亿元的额外税收。这并不包括政府还在研究的对网上交易征收消费税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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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王瑞杰宣布将在2021年后调高消费税两个百分点让人惊讶,是因为如果出于政治考量,他完全可以不必这么早就透露这个信息。不难想见,调高消费税如此敏感的课题,必然在下一次大选时成为焦点。王瑞杰提前开牌,在政治计算上或许是不智之举,可是从建立朝野互信的角度看,却是值得称许的。

财政支出的节节上升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不会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改变。既然举国都知道既有的税率将会导致预算入不敷出,与其掩耳盗铃,不如开诚布公,先把问题摊开来,同时更把方案公诸于世。这么做,一方面能让国人尽早做好心理准备,另一方面反而有可能把加税课题预先消毒,使其在下一次大选时减少冲击力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Dan Coats)2月13日对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提出警告说,美国日益膨胀的国债是“最大的内部威胁”。他呼吁国会采取行动,以免美国丧失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能力。美国人寅吃卯粮的恶习,已经把美国国债推高到20兆6300亿美元,在2017年光是支付国债利息就得付出2762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6.8%。这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也说明财政预算必须量入为出的重要性。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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