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首份跨境和解协议执行公约以新加坡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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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明年将迎来联合国框架下首个以新加坡为名的公约。这份公约将促成国际商业和解协议的跨国执行,进而促进国际商业发展和跨境贸易。

在《新加坡调解公约》(简称《新加坡公约》)下,签约国能更有效执行商业和解协议,解决这类协议往往无法获得有效执行的难题。这不但能使调解途径在全球获得广泛使用,也将为企业注入信心,通过调解机制解决跨境商业纠纷。

《新加坡公约》是首份解决跨境和解协议执行问题的多边协议,也是联合国框架下首份以我国命名的条约。此前唯一一份以新加坡命名的是2006年的“新加坡商标法条约”,该条约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达成。

尚穆根:显示我国能胜任 诉讼仲裁调解“全套服务”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上月25日至本月13日在美国纽约召开会议,一致支持在我国签署这份公约。公约今年12月获联合国大会通过后,签字仪式料于明年8月在本地举行。

内政部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昨天就《新加坡公约》发表看法时指出,我国是仲裁领域数一数二的国家,2015年设立的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也能处理国际层面的诉讼,《新加坡公约》显示我国有能力提供诉讼、仲裁和调解的“全套服务”。

“这对企业是好消息。本区域的项目工程、基础设施工程和贸易流量正成倍增长,需要多种化解纠纷的方式。新加坡拥有受国际认可和尊重的顶级法庭,我们提供优质的仲裁服务,现在又有了调解方面的成品。”

尚穆根也说:“公约将让新加坡在世界版图上发亮,新加坡将以国际贸易法领域的思想引导力而闻名。”

在整个国际争议解决的机制下,《新加坡公约》可谓1958年制定的国际仲裁协议《纽约公约》的“姐妹公约”。尚穆根说,调解让出现矛盾的两方在维持关系的情况下寻找中间地,是化解纠纷过程的重要一环。

《新加坡公约》由贸法会第二工作小组(争议和解)制定,参与协商的国家代表和专家代表超过100人,而新加坡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工作小组主席:国情各异达成共识不容易

我国律政部国际法律署长玉琳(35岁)获委任为工作小组的主席。她说,代表们最关注的是执行调解协议的机制如何融入各国现有系统,国情不同要达成共识并不容易。

解决调解协议跨国执行的问题后,企业能更加确信可依靠调解这个“更便宜和快捷的解决纠纷途径”,来解决跨国商业纠纷,因为和解协议在缔约国的法院更容易执行。

玉琳说:“虽然调解这些年来已被认为是解决争议的有效途径,但其发展面对的阻碍是难以确保和解协议有被遵守,特别是跨国协议。”

《新加坡公约》在2014年提案,2015年开始磋商工作,前后历经近四年,才有如今的成果。

代表新加坡参与协商的律政部政策咨询署长王淑明(46岁)说,整个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15年2月的协商会议,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因暴风雪暂时关闭,导致他们没有开会的地方。

然而,当时协商工作刚好来到一个突破口,在场的外国代表都不愿放弃势头正好的时机。于是,其中一人在纽约找到一家律师所的会议室,数十人挤在里面继续开会,解决不少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

玉琳说:“今年2月的一场会议结束后,一名坚持到最后的外国代表说,那一次协商是非常重要的契机,感谢我们坚持下去了。”

这对企业是好消息。本区域的项目工程、基础设施工程和贸易流量正成倍增长,需要多种化解纠纷的方式。新加坡拥有受国际认可和尊重的顶级法庭,我们提供优质的仲裁服务,现在又有了调解方面的成品。公约将让新加坡在世界版图上发亮,新加坡将以国际贸易法领域的思想引导力而闻名。——内政部兼律政部长尚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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