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论坛”今年4月启动以来，通过网络、对话会和流动展览等形式，吸引逾3000名年龄介于15岁至35岁年轻人针对各类社会课题发表意见。
举办这系列活动的全国青年理事会，先通过网络调查了解约1400名青年最关注的社会课题，接着根据“打造包容社会”“成功的定义”“心理健康”以及“国家治理与政治”等课题，为约650名青年举办了16场对话会，并且也到学府、商场等举办流动展览，征集年轻人的反馈。
“青年论坛”要达到什么目标？参与者从中收获什么心得？《联合早报》访问全国青年理事会总裁蔡大卫和对话会参与者，了解他们的看法。
全国青年理事会总裁蔡大卫说，举办青年论坛不只让大家“谈谈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在年轻人当中，推动一股积极主动的公民精神。
为实现这个目标，理事会穿针引线，鼓励年轻人和政府机构学习对话、聆听观点，进而携手解决问题。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今年3月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该部门开支预算时，宣布推出青年论坛（Youth Conversations），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元的交流平台，让他们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同辈，以及政府机构一起探讨青年关注的社会课题，并建议解决方案。
集思广益开拓眼界
蔡大卫日前受访问时说，很多时候，青年论坛的用意是要提高年轻人对社会课题的理解，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想要推动某个项目，但对话会提供很好的平台，让他们聆听不同观点，开拓眼界，学习求同存异。
“对话会参与者中，总有一些人特别充满正能量。他们会问：下一步该怎么走？该和谁接洽？他们可通过对话会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或可通过理事会联系有关部门，继续对某项课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他在访谈中数次以“中介”“媒人”，来形容青年理事会在年轻人和政府之间所扮演的角色。
在他看来，年轻人富有冲劲和理想，但可能对一些课题的认识不够全面，或难以接受某些问题未必能按他们的方式解决。
“面对年轻人这股热忱，往往需要一些耐性……我们总是说，要赋予年轻人信心和能力（empower），要怎么去实现呢？我们必须同他们接触和沟通。不管他们是否过于理想化，思想是否够成熟，我们都应包容，和他们对话……然而，决策者未必有时间做这些工作。理事会在这方面，可扮演‘桥梁’的角色。”
青年论坛也为理事会提供一个聆听年轻人心声的渠道。令蔡大卫意外的是，有些观点强烈、看似会采取“对抗”姿态的年轻人，其实很愿意聆听不同观点以及同政府商讨合作。
“可见，如果我们不展开对话，或沟通得不频密，彼此反而会筑起藩篱。”
助年轻人实践想法
除了帮助年轻人与政府机构牵线，对于那些有想法，有意推展一些项目，但不知如何着手的年轻人，理事会也向他们介绍民间合作伙伴，如已进行类似工作的志愿福利机构或非政府组织，或建议有哪些津贴可申请，帮他们把想法付诸于实践。
蔡大卫指出，目前，后续进展较为显著的，包括以环保为主题的对话会。环境与水源部有意同一些已在进行环保项目的年轻人接触，探讨能否一起合作。
“各政府机构下来不妨以更开放的心态同民众合作。其实，政府也已意识到，它没有所有的答案和资源，很多事情需要同民众合作一起推行。”
青年论坛还会进行两三年，除了年轻人感兴趣的课题，往后也会融入其他社会时事课题。
蔡大卫的愿景是，即使青年论坛告一段落，它也能起到催化作用，提升年轻人和政府进行对话、开拓合作空间的能力。
成功之路因人而异
本地医学院四年级生谢绣慧（24岁）发现，每当她向陌生人提及自己是医科生，往往引来羡慕的赞叹，在许多同辈眼中，她是个典范。
然而，医科生面对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苦和压力，熬夜苦读是家常便饭，受训表现不理想时也会被不留情面地批评。这促使她思考成功是否取决于外在身份，还是待人处事的态度。
谢绣慧上个月底参加一场题为“你如何定义成功”的青年论坛对话会时，向出席者叙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她说，有一回，一名手术医生在课堂上考她一个医学名词。她当时答不上来，露出尴尬的微笑。岂料，教授竟在班上当众骂她“不要自以为是女生就能凭微笑蒙混过关”，一度令她的自信心跌至谷底。
后来，谢绣慧发现医疗社群当中，有不少人也有类似经历。她决定与同学发起一个鼓励医科生相互扶持的运动，呼吁医疗界人士对彼此少一些尖锐，多一些温和。
“医疗社群的人往往想帮助他人，但有时我们也需要照顾到自己的身心健康。”
该场对话会也要求出席者说明心目中追求的成功，以及他们认为社会衡量成功的指标。结果显示，不少参与者重视身心平衡与健康，然而，他们也认同，一般人对成功的定义，离不开追求学术成绩和物质财富。
这个结果与青年理事会早前针对年轻人进行的网络调查不谋而合。该调查发现年轻人倾向认为成功定义应更多元，但社会追求的既定概念，无形中还是带给他们压力。
从失败和错误重新出发
南洋理工大学一年级生潘思敏（21岁）曾因A水准成绩不理想考不上大学，而感到前途茫茫。潘思敏曾是辅廉中学O水准会考状元，到公教初级学院完成学业后，原本打算报读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岂知却接连被三所本地大学拒绝。
她决定先到职场磨炼自己，在两年半内尝试九份不同的工作，包括到儿童增益课程中心、学前中心当行政人员或教师助理。此外，她也担任过补习教师、餐馆侍应生，以及教育中心实习生等等。
这些过程让她发觉自己最喜欢的是与孩童互动，也对孩童如何学习语言产生兴趣，于是报读了南大的语言学课程并被录取。她希望日后能从事有关学前教育或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眼见昔日同窗已经升上大三，自己的大学生涯才刚起步，潘思敏并不介怀。
“我相信成功没有既定定义。当一扇门关闭，另一扇门会打开。认定目标后不放弃，才是关键。”
工艺教育学院学生朱伟铭（24岁）也学会以自己的方式为成功下定义。
他在中学时误交损友，原本只是吸烟，后来更染上毒瘾。他在服兵役时被捕，判入军事监狱一年。
“家人没有放弃我，每周来探监又给我写信。我开始痛定思痛，思考自己未来要走的路。”
他刑满出狱后继续完成兵役，也与损友断绝来往，并报读工教院宇航科技课程。如今他很庆幸自己戒掉毒瘾和烟瘾，重新改造自我。对他来说，这是最有意义的成功。
青年论坛对话会下来会对成功的定义进行深入的讨论，探讨造成人们对成功持有既定观念的因素，也会鼓励年轻人超越小我，思考如何促成团体、社区和国家的成功。
倡议环保不忘包容
自从意识到塑料吸管的生产和使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华侨中学（高中部）一年级生洪欣怡（17岁）今年3月发动一个“拒用吸管”运动，希望推动消费者和餐饮业者放弃使用塑料吸管。
洪欣怡观看了一对印度尼西亚姐妹的TED Talk网络演讲视频后，被她们年纪轻轻就在峇厘岛发动废除塑料袋运动的热忱所启发，希望自己也能够为环保尽一分力。
相对其他用完即丢的塑料用品，洪欣怡认为，要人们不用吸管相对容易。她于是发动网络请愿，呼吁樟宜机场的商家拒用吸管，并在半年内收集到3万6000个签名。
“选择樟宜机场是因为那里人流量高。樟宜机场集团后来表示，愿意向机场的餐饮业者建议不提供吸管，或在人们要求时才提供。目前有20多个商家响应了号召。”
她还自费印制“拒用吸管”贴纸，并电邮餐饮业者，促请他们张贴在店里，鼓励食客不用吸管。尽管很多时候碰壁，但今年中一家快餐连锁店愿意合作，让她感到鼓舞。她自年中起也在青年理事会津贴的资助下，到三所小学发表演讲，宣导环保意识。她下来会陆续到另五所小学演讲。
这股把想法付诸于行动的热忱，今年7月让她获理事会邀请，以演讲者身份出席以“零废弃”（Zero Waste）为主题的青年论坛对话会。活动吸引约35名青年出席，多数年龄比她大，当中有不少受她启发。
另一方面，洪欣怡在对话会上也听到更多元的声音。例如，有人指出，一些体障和特需群体喝饮料时必须使用吸管，“拒用吸管”运动可能会让他们感到被排挤。
对此，洪欣怡受访时坦言，在推展运动时，也面对一些矛盾和挣扎。她如今更意识到在传达环保信息时，也应解释拒用吸管不是完全不用吸管。“运动不是要禁止或取缔吸管，而是要呼吁那些无需依赖吸管的消费者，更有意识地考虑环保的需要。”
理事会也帮洪欣怡和房地产发展商牵线，双方将合作向该机构旗下商场餐饮店宣导拒用吸管信息。
设身处地了解弱势
哈理斯（25岁，Mohammad Hariz Bin Imran）和妹妹从小由单亲妈妈养大。一般人印象中，单亲又低收入的家庭背景容易让孩子处于弱势。所幸他的情况并非如此。
哈理斯的母亲很年轻就生下他和妹妹，也曾离婚。“尽管她只有N水准文凭，但她积极上进，从健身教练和销售员等工作转入营销行业后，因受到老板赏识，在事业上发展不俗。加上有家人支持，她在10多年内擢升为高级营销经理，让我们的生活改善不少。”
哈理斯说，母亲从小灌输理财知识的重要，也让他培养对创业的兴趣。他升上理工学院后，曾与同学开创一项为学校提供才艺课程的生意，以及一家教育渠道咨询公司。哈理斯后来通过私立学府考获澳洲大学的商业文凭，目前是独立财务规划师。
母亲成功打拼的故事和自己创业与教育经历告诉他，任何人只要努力和有良好的财务规划，都能摆脱困境。
他在6月报名参加一个探讨社会不平课题的青年论坛对话会，原本希望自己的故事能作为他人的启发。但聆听来自不同背景参与者的观点后，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贫富悬殊课题。
“我意识到，每个弱势者的情况不尽相同。弱势家庭也常面对捉襟见肘的困境。对某个家庭有效的援助方案，未必适用于另一个家庭，而有些人也可能被生活困境打压，需要更针对性和长期扶持，才能自力更生。”
【本专题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和《联合早报》联合呈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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