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殖民时代到“本土” 我国法律制度走过200年

说法识法

作为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的法律发展与英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在本土制度和传统习俗影响下，英国人并未能把整个英国法律体系移植到新加坡。

长久下来，新加坡的法律体系虽以英国法律体系为基础，但已渐渐融入不少本土特色。

本期《说法识法》趁着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年之际，整理新加坡法律学会以及本地法律学者的资料，回顾19世纪至20世纪我国法律制度200年的演变。

19世纪初，在英国殖民新加坡前，这座小岛在柔佛苏丹的统治下，所通用的基本法律制度为马来人习俗和习惯法（adat）的混合体。习惯法是指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本土的传统法和惯例。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院长吴亦涵副教授受访时指出，新加坡当时的法律长期基于种族习俗和宗教教义，而不是国籍，所谓的国家法律制度概念是直到英国人抵达新加坡后才开始的。

“因此，我们在谈论新加坡法律制度的发展前，首先须考虑我国独立前的一段时期，也就是英殖民时代。我们过去的殖民宗主国所留下的遗产，至今仍继续影响我们的法律制度。”

1819年1月30日，莱佛士担任明古连（Bencoolen）副总督，与代表苏丹的天猛公阿都拉曼（Temenggong Abdul Rahman）订立初步条约，允许英国在岛上设置贸易站。条约最终在隔月6日确立，被视为新加坡现代法律制度的起点。

1823年，为了有效管理小岛，莱佛士颁布“新加坡条例”（Singapore Regulations），并落实一套适用于整个人口的基本法律制度。

有趣的是，英政府当时没有权力在新加坡立法，莱佛士的行为严格来说算是违法的，但这套条例直到1826年，是新加坡唯一的司法条例。当中的法规包括建立地方推事制和法律管理体制，以及设立法庭。

莱佛士“违法”管理新加坡期间，英国与荷兰在1824年签订《英荷条约》（Anglo-Dutch Treaty）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把柔佛—廖内苏丹王国分为新加坡海峡以南和以北两个部分。

同年，苏丹与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约翰·克劳福（John Crawfurd）签署条约，把新加坡与附近岛屿的主权割让给英国。英国支付苏丹一笔可观的款项作为回报。两个条约奠定新加坡的英殖民地地位。

1826年，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个商港成为英国在马来半岛的势力中心，统称“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英国国会在同年颁布“第二司法特许状”（The Second Charter of Justice）授权东印度公司在三地设立法庭，行使与英国相似的民事和刑事司法制度，让英国法律得以在新加坡获得普遍继受。

授权书也指定槟城首席司法官（Recorder）定期巡回马六甲及新加坡，并由各地的总督与驻扎官充当非专业的法官来辅助司法官。

几年下来，新加坡法庭工作日益繁重，首席司法官却只审理严重刑事案，多数民事案则交给驻扎官，引起本地人不满。

为了缓解法庭的工作量，英国于是在1855年颁布第三司法特许状（The Third Charter of Justice），将海峡殖民地法院的重心转移到新加坡，并把法院的结构一分为二。一部分授予新加坡首席司法官、总督及驻扎官管理新加坡及马六甲的司法权，另一部分授予槟城首席司法官、总督及驻扎官管理槟城的司法权。

1867年，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制定新法令，总督不再须要当法官。法令也把“新加坡首席司法官”的职衔改为“海峡殖民地大法官”。同年，海峡殖民地也脱离印度，由英政府直接管理。

隔年，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的法院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海峡殖民地最高法院。从那时起，驻扎官也不再当法官，正式分割司法官员与政府官员的职权。

1873年，海峡殖民地最高法院获得审理上诉案的司法权。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以往的上诉案都得由英国审理。

1878年，新加坡法院比照英国司法法令的变动，作出相应的结构重组。1934年，最高法院架构加入刑事上诉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