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自然运作不会促进民众融合共处，也不会消弭家世背景所带来的好处与坏处，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因此认为政府必须做出干预，尤其必须及早在上游做出干预。
目前全球各地社会不平等和缺乏流动性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些政府选择进行干预，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以取得更公平的结果。但反对者批评，政府的干预实为“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违反了自由市场原则。
对此，尚达曼反驳说，这类观点是“轻率”的。“市场的运作才是真正的社会工程，而政府和社会的角色是要缓解和解决这个社会工程的弊端。”
尚达曼于伦敦时间昨早出席英国智库“政府研究院”（Institute for Government）10周年大会，并就政府的治理挑战发表主旨演讲。
他说，目前许多发达经济体都面对工资停滞、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民众的生活不见改善，导致人们开始对政府和市场失去信任。
“资本主义和市场原则向来承诺，每一代都会好过上一代。但如今，年轻一代的终身收入正在减少，人们对市场、任人唯才（meritocracy）和政府推动社会流动性的能力和信心也开始动摇。”
尚达曼认为，要解决问题，政府必须积极进行干预，在教育和社区融合等关键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帮助各阶层国人不断向上发展。
他再次把社会流动比喻为“电动扶梯”，说：“如果扶梯停下来，人们就会担心后面的人会爬上来超越自己，或担心前方的人越走越远，自己被抛在后头。”
他表示，只有确保所有阶层国人都一起往上走，每个人才有机会获得更好的生活。要做到扶梯一直上行，政府就必须尽早干预，进行长远投资。
在教育领域，尚达曼说，政府应投入更多资源发展公共教育体系，吸引高质量人才加入师资队伍，并把教师资源平等地分配到所有学校。同时，政府也要鼓励国人终身学习、提升技能，适应不断改变的市场需求。
通过早期干预取得现有和谐
社会融合方面，尚达曼向与会者介绍了我国引以为傲的公共住屋政策。他解释，我国政府在建国初期把不同种族、宗教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国人聚集在同一个组屋区生活，通过早期干预，取得了现有的社会和谐。
“我们不能把社会融合的任务交给市场去解决。因为市场的运作会倾向于把不同阶层的人分隔开来，造成更大的分化。”
他也认为，人们应超越政府须偏左或偏右的论述，由个人和家庭扮演一定角色，也就是承担集体责任。
有与会者向尚达曼提问，社会不平等是个敏感问题，我国政府如何同国人进行艰难的政治对话？
对此尚达曼说，我国建国一代领导团队高瞻远瞩，能够把眼光放远，他们也毫不畏惧向国人说实话。
“长久下来，我们在群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人们有了长远的思维，如果有人做出了好得让人不敢置信的承诺，新加坡人会自然地起疑心。这是我们的优势。”
尚达曼坦承，新加坡不一定能长久免于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但他指出，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仍能同国人坦诚地讨论当前所须做出的一些艰难抉择。
尚达曼是从9日起访问英国伦敦五天。他今天将出席由伦敦金融城政府举办、纪念我国开埠200周年的论坛，并致开幕辞。
伦敦金融城政府也会颁发“伦敦荣誉市民奖”给尚达曼，表彰他深化新加坡与伦敦关系，以及对全球金融治理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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