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积杂物 垃圾屋 囤积辛酸

上个月，勿洛北组屋发现腐尸，屋内杂物堆积至天花板，查案人员清理出10多箱垃圾后，才能搬出遗体。

去年5月，淡滨尼组屋发生致命火患，死者因屋内杂物阻碍了逃生路，不幸被浓烟呛死。

垃圾屋酿成意外时有所闻，上述案例只是冰山一角。

堆积如山的杂物，让窄小的组屋单位成了危机四伏的垃圾屋，也让囤积癖再度引起关注。

一箱箱的旧物，对旁人来说或许是垃圾，但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装载回忆的珍贵收藏。

上个周末，记者与“让希望活下去”义工走访亨德申路一带的组屋，发现了三间垃圾屋，无独有偶，里头的住户都是年过古稀的独居老人。

义工来到汤世女（76岁）门前，发现大门根本无法打开，只能开出一个小缝，于是先钻进屋里，清理门后的垃圾。

走进屋内，一股霉味扑鼻而来。客厅只腾出一条小走道，两旁的杂物堆满了塑料袋、纸箱、日用品、干粮，以及各种瓶瓶罐罐。不过，最显眼的是一篮篮用红包封和珠子制成的手工艺品。

汤世女告诉记者，她过去几十年都自制手工艺品，送给学校和老人院。“我得参考之前的作品，才会记得怎么制作，所以这些不能丢。”

患有哮喘的汤世女透露，她一打扫就会喘不过气，所以没心情整理。自从女儿把她的东西全丢掉后，她就再也不允许四名子女来探望她。

三年来囤积的杂物，几乎塞满整间屋子，但即将动眼部手术的她，丝毫不担心杂物阻碍去路或造成意外。“反正我一个人住，习惯了，没关系。”

“让希望活下去”义工组织每逢星期日走访全岛租赁组屋区，挨家挨户寻找垃圾屋，创办人“行善女侠”潘迎芬坦言，垃圾屋清理结束不代表就可一劳永逸，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有可能“打回原形”。

“我们不能指望住户马上改变囤积的习惯。我们能做的只是教他们如何规划和存放，让他们知道其实屋子可以很整洁。万一发生意外，救援人员也不用花几小时才把他们救出来。”

潘迎芬也说，如果住户故态复萌，又再堆积杂物，她不会再回去帮忙清理，因为这会养成住户的依赖性。

遇到这类情况，也有志愿组织选择继续跟进。

新加坡仁人家园总干事杨达明说：“我们的义工有时会回去查看垃圾槽，确保住户没把丢掉的又捡回来。若有需要，我们会请心理卫生学院的医生帮忙分析住户情况，再看如何提供更多援助。”

垃圾屋住户的囤积行为可说是一种心理疾病（“囤积癖”），或是其他心理疾病的一种行为症状。心理卫生学院专科顾问医生吴麟杰指出，新闻上常见的垃圾屋住户多数是年长者，其实任何年龄都可能患上囤积癖。

数据显示，本地每50人当中，就有一人患有囤积癖。

“囤积癖患者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患有心理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认为有一把声音在叫他收集（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强迫症患者则可能无法判断哪些物品应该丢弃或保留。

“另一类没有心理疾病，只因曾经失去某些东西，试图通过囤积物品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也有一些长辈因经历过艰辛，觉得不能随便浪费，因而不舍得丢弃‘还能用’的东西。”

吴麟杰医生建议相关亲友，不要把垃圾屋住户视为“疯子”，应给予适当支持和鼓励，因为他们在清理囤积物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目前没有专治囤积癖的药物，如果囤积癖是由心理疾病造成，应该劝患者尽早接受治疗。有效控制心理疾病，囤积癖也会随之改善。”

政府 志愿团体和医生配合处理个案

一般上邻居投诉有异味，政府就会介入调查，必要时联系义工、心理卫生学院专家等合作处理较复杂情况。

麦波申区议员陈佩玲指出，有住户以家里空间不足为由，申请并搬进二房式组屋，当局后来发现，大量杂物占据了单位的大半空间。

她说，要说服这些住户清理住家需要花一些时间进行沟通。“说服工作通常由较有经验、较熟悉居民的义工处理，他们有一套方法和心得。若有需要，市镇理事会人员会帮忙搬走走廊上的大型物件。”

根据民防部队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数据，民防部队在2017年和2018年共接获两起涉及囤积行为的火患，两起火患各造成一人死亡。

其中一起火患去年5月发生在淡滨尼12街第157座组屋，沈宝浩（译音，58岁）被家中杂物阻碍了逃生，不幸被浓烟熏死。民防部队曾通过贴文提醒公众，住家内堆积过多易燃物品，不仅火患发生时阻挡逃生路线，也会影响救火工作。当局吁请居民不要堆积旧报纸、家具或衣物，因为它们都可能加剧火势，造成严重损失，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为解决垃圾屋问题，国家发展部2014年宣布组成跨部门行动小组，参与部门包括卫生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建屋发展局、警方、民防部队、国家环境局和人民协会，心理卫生学院必要时也加入。

行动小组会与社区志愿福利团体合作，确认堆积杂物的住户，帮他们清理住家，必要时送他们看医生。

囤积背后辛酸人生

六旬妇女家中叠满报纸，原来她的丈夫生前每天都嘱咐她买一份报纸回家，即使丈夫已逝世多年，她从未忘记这份叮嘱。

杨达明分享上述个案时说，妇女每天买好报纸等着丈夫“回家”看，以此填补回忆的空缺，让人唏嘘。

他指出，一般人可能以为喜欢囤积旧物的人“有病”，却忽略了这些行为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这不只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他们可能面对更为复杂的家庭或社会问题。”

在另一个案中，64岁单亲妈妈与26岁女儿同住在二房式租赁组屋，妈妈收集了大量玩具和小孩用品，导致单位几乎寸步难行。

原来这名妈妈多年前遭丈夫离弃，她带着一对年幼儿女艰难过活，儿子8岁时不幸遭遇车祸离世。“把玩具买回家，是她思念儿子的方式”。

杨达明说，这名单亲妈妈的家庭情况非常复杂；女儿步她后尘未婚先孕，生下的宝宝因家庭环境恶劣而被当局交由领养家庭照顾。

杨达明和义工持续上门帮这对母女清理单位，跟进了整整一年半。去年，妈妈的健康开始亮起红灯，女儿也再度怀孕。杨达明最终不得不把案件交回给社工，优先处理燃眉之急。

银丝带执行董事傅秀珍也指出，一些当事人面对的情况，远比外人想象的复杂。“帮助他们清理住家只是权宜之计，无法解决问题根源。”

傅秀珍忆述七年前个案：市镇会人员每次上门要帮忙50多岁独居妇女清理屋子，都会招致她的一顿呵斥。

傅秀珍尝试换个方式，问妇女为何双脚总是伤痕累累。妇女这才敞开心扉，透露家中杂物太多，她只能连走带爬地移动，连厕所也去不了，须下楼使用公厕，晚上也得睡在一堆罐头和塑料用品上面。

当年从名校毕业的这名妇女，因遭受职场霸凌而患上忧郁症，家人也陆续搬离单位。“对她来说，那里不仅是栖身之所，更是她的精神与情感归宿。”

妇女最终同意让义工帮忙清理，傅秀珍鼓励她参加社区活动，保持积极心态，也请妇女的兄弟尽快把空房租出去，以免再次被用来囤积物品。

说服住户接受帮助耗时耗力

应对垃圾屋最棘手的问题不在于清理，而是要花长时间说服住户接受帮助。

傅秀珍透露，她曾花四五个月时间，说服住户清理屋子，他们会“讨价还价”，试图拖延时间。“他们会要求这次先清理这个角落，下次再清理那个角落，但不要一次过清理完。对一些住户来说，那些东西就像是他们的‘命根子’。”

杨达明也表示，有时难得说服住户开门，义工刚清理没过一小时，住户就表示无法忍受物品被丢掉的精神打击，要求义工立刻停手。

他通常会问住户能否将东西捐出来救助他人，或是请住户喝咖啡来打好关系，以获取他们的信任。即便如此，一些住户并不会觉得义工是在帮助他们，有时甚至还会出言辱骂。

“某次我问住户能否丢掉某样东西，他直接反呛：‘丢？你有没有脑？’像这类性格较孤僻和固执的老人家，单靠义工微薄之力，难以解决问题，需要市镇会、社工和心理医生的多方配合。”

潘迎芬则认为，义工必须设身处地为住户着想，说话也要讲究技巧。

“一些住户的自尊心比较强，不想被视为‘有需要的人’。义工不能抱着‘我来帮你’的心态，而应该说‘谢谢你给我学习的机会，让我成为品德更好的人’。当住户觉得你有求于他，他们一般都不会拒绝。”

丢弃物品须征得住户同意

为避免住户反悔指义工偷东西，义工会录下视频为证，或在丢弃物品前征求住户同意，同时让另一义工见证整个过程。

记者日前走访荷兰弄一带的租赁组屋，找到传说中的“垃圾屋”时，发现原本堆满旧物的单位和走廊，变得整齐干净不少。

一问之下，住户刘宝成（57岁）说，两周前一群义工上门，将堆积如山的物品清理掉。“他们花了三个小时，把电脑、微波炉、玩具和食物等搬走，也把两台电视机卖掉，给了我100元。”

不过，以收集和变卖旧物为生的刘宝成，对义工有所不满。他气呼呼地说：“我的东西都被丢掉了，我拿什么去卖？没有收入怎么吃饭？”

他声称当天身体不适，迷迷糊糊送走义工后，才惊觉家中一些物品消失无踪，一时之间不知如何联络义工，气得去邻里警局报案投诉。

刘宝成申诉，他患上纤维肌痛综合症，全身肌肉骨骼疼痛而无法工作，五年前开始捡拾旧货囤积家中，每星期天一并卖给加龙古尼。

久而久之物品越积越多，从单位“溢出”走廊，以至于屡次接到市镇理事会开出的罚单。“我没钱偿还这些罚单，早已做好最坏打算。”

记者向当天带领义工上门的潘迎芬了解，她澄清时强调，义工绝不会未经住户同意就强行清理。“我们帮忙清理是为了住户，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在处理这类可能出状况的个案时，潘迎芬都会用手机拍下视频作为“证据”，证明她确实有向住户清楚解释“东西清理了，就永远不会回来了”，而住户也点头同意。

杨达明对此深有同感，他分享说，数年前他召集义工上门清理某垃圾屋，不料该住户之后寄信给其中一名义工，指义工偷了他的“家传之宝”（一枚塑料戒指）。

“这件事听起来令人啼笑皆非，不过我却从中吸取了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