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潮社跨世纪历史与恩怨 义安公司及八邑会馆官司改为开庭审理

高庭高级法官翁安得烈解释，按照过往判例，当一起案件可能出现双方对基本事实持有不同看法时，传讯令状是比较合适的法律途径。在他看来，两派潮人过去数十年来的行为与交涉将成为本案争辩的重点，双方料对彼此做出多种指控。

两派“家己人”为撤离潮州大厦纠纷打官司，“首战”结果出炉，高庭批准潮州八邑会馆的申请，由义安公司所发起并原定内堂审理的庭令申请，改成开庭审理的诉讼，以厘清超过百年的潮州人社团历史与恩怨。

高庭高级法官翁安得烈在昨天发出的书面判词中指出，本地潮州人过去的关系情同手足，如今两大社团却无法友好解决纠纷，让人遗憾。

这起备受华社瞩目的官司因坐落于登路97号的潮州大厦而引发。义安公司耗资4000万元重新发展潮州大厦，要求八邑会馆搬离，双方却对搬迁条件谈不妥，进而引发两派潮人对簿公堂。

义安公司以原诉传票（originating summons）的法律途径向高庭申请庭令，要求八邑会馆搬离潮州大厦和归还会所。按照法律程序，原诉传票用于案情较简单的官司，诉辩双方对案件基本事实没有分歧，无须传召证人供证，而且是在内堂审理。

八邑会馆则称义安公司是受托管理潮州大厦，八邑会馆有权继续留驻大楼，义安公司也必须交代，它在管理大厦期间所取得的收入。为此，八邑会馆申请把义安公司所发起的原诉传票，改成传讯令状（writ），以开庭审讯的形式传召证人供证，但被义安公司反对。

高庭在今年3月和5月分两天审理本案，由高级律师文达星代表义安公司，高级律师陈志明则代表八邑会馆。法官昨天发表书面裁决，批准八邑会馆的申请。

这次撤离潮州大厦的纠纷，源自建筑物所坐落的土地，其权益到底归谁所有的争议，即谁才是潮州大厦所在地段的真正“地主”，义安公司是否有要求八邑会馆撤离的法律立场。

法官解释，按照过往判例，当一起案件可能出现双方对基本事实持有不同看法时，传讯令状是比较合适的法律途径。在他看来，两派潮人过去数十年来的行为与交涉将成为本案争辩的重点，双方料对彼此做出多种指控。

他不同意义安公司所说的，由于能对事实供证的关键人物已作古，开庭审案和传召证人没有意义，以及八邑会馆只是想试图借助传讯令状的法律程序，在披露文件过程中“钓取资料”（fishing expedition）。

法官认为，八邑会馆不像是在“钓取资料”，事实上在它至今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就包括两份有助于厘清事实的文件，例如义安公司的1967年特别大会记录，里头谈及潮州大厦的拥有权与使用条件。他相信，传讯令状所须的披露文件程序，将能更公平地厘清这场跨世纪的纠纷。

到底谁才是潮州大厦的“地主”？法官认为，当年义安公司是在什么情况下成为土地的“信托人”，八邑会馆有无“送出”土地，这将成为官司重点之一。

法官在书面判词中指出，今时今日对簿公堂的义安公司与八邑会馆原本关系亲近，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

当义安公司在1933年注册为慈善机构时，从其章程内容就可看出，义安公司的设立目标有和八邑会馆相关的部分，例如发展八邑会馆旗下的学府。

而且，自潮州大厦于1963年建成后，八邑会馆会所一直设在该大厦；八邑会馆发起人有份设立的端蒙学校，也位于同座建筑物，占据三个楼层。端蒙学校目前已停办。

如今，双方对于潮州大厦所在土地的权益问题出现分歧的看法。

义安公司的说法是，端蒙学校在1953年和1955年把个别地皮交给义安公司托管（hold in trust），而土地信托人有权决定翻新大厦。

八邑会馆则坚称自己当年出资购买土地，即使在1953年和1955年通过端蒙学校把土地转交给义安公司，那不等于把土地送给对方。

法官指出，当年义安公司是在什么情况下获得土地的托管权，促使八邑会馆认为自己拥有潮州大厦的权益，以及多年来可以在不必缴付租金和水电费的情况下留驻潮州大厦，这将是本案的一大重点。

对于高庭批准开庭审理，八邑会馆表示欣慰，因为双方将可公开陈述立场，但会馆也强调仍希望纠纷能和谐地解决。义安公司则对事件继续陷入官司表示遗憾。

义安公司发言人昨天受询时说：“我们自2017年6月28日发出通知，要求潮州八邑会馆搬离潮州大厦。对于这起事件得继续陷入官司，我们感到遗憾。我们会同律师一起研究这项判决。”

义安公司并没有在声明中提到是否会对判决提出上诉。针对高庭裁决提出上诉的期限为一个月。

八邑会馆发言人昨天发表声明说：“我们很欣慰高庭在达致这个决定时，考虑了会馆所提呈的一些重要历史档案和记录。我们也对高庭给予每一方机会陈述各自的论点感到高兴。”

发言人强调，会馆向来坚持有权利留在潮州大厦。他指出，自1963年潮州大厦建竣之后，会馆的会所和活动空间就一直在潮州大厦内。

“让我们鼓舞的是，我们不仅得到潮州社群，也获得许多朋友的大力支持。考虑到潮社的整体利益，我们仍然希望，这起件事能够和谐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