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委员裁定换新的名字和种族都不利于女童的利益和福祉，指虽然驳回生母的上诉，但生母与女童的关系还是可以保留，比如，让女童保留原有姓氏，但名字可加上生母自己后来换的姓氏。
给法定监护人照顾的11岁女童，多年来已习惯生母取的姓名，也认同自己属于生母和监护人的族群，不料生母没请示监护人，就擅自改换女童的姓名和种族，引起监护人的强烈反对。监护人后来成功撤销改名契据，帮女童恢复原来的种族。
生母（28岁）不服所判，今年3月向高庭提出上诉，司法委员陈佩文昨天发表判词驳回上诉，裁定改名契据（deed poll）无效，并下令生母在一个月内，办理把女童种族换回的手续。
高庭确定家事司法法院的看法，即监护人的权力虽然无法超越家长的权力，但一旦非家长受委成为享有抚养权的监护人之后，该监护人的权利就与家长等同。
“享有抚养权的监护人为了孩子的福祉，理当与家长合作，力求照顾孩子的利益。”
不过，司法委员强调上述判决不是要划分家长、监护人或非监护人与孩童关系的等级，而是要解决生母与监护人的纠纷。
司法委员考虑到监护人与女童的关系，指监护人是唯一照顾女童的人，在女童很小就照顾她，监护人认为女童会较喜欢用自己原来的名字。
他裁定换新的名字和种族都不利于女童的利益和福祉，指虽然驳回生母的上诉，但生母与女童的关系还是可以保留，比如，让女童保留原有姓氏，但名字可加上生母自己后来换的姓氏。
女童尚未成年，为了保护她的身份，判词没注明涉及的种族和人名。
案件涉及三个种族，根据判词，女童的生母于1991年出世，因母亲再嫁，后父领养了她，她就跟随后父的种族和姓氏。
2008年，17岁的生母遇见女童的生父，不久就怀孕，过后被抛弃，两人没结婚。生母用自己的姓氏给女儿取名，出生证也注明与她同个种族。
原本旅居欧洲的女子（63岁，私召车司机）离婚后回国，在经济上支援协助女童的生母，还带女童回家照顾。
与女童无血缘关系男子成法定监护人
2011年，经生母同意，这名女童继外公的姐妹向法庭申请，并获批成为女童的法定监护人。她跟女童虽算得上是亲戚，但没有血缘关系。
监护人带女童到柔佛居住，生母和男友也到那里。生母称与监护人关系恶劣，在2014年搬回新加坡，但一直与女儿保持联系。
2016年，监护人表明要领养女童，遭生母反对。
2017年7月，生母背着监护人，将女童带回新加坡，却无力照顾她，只好交给儿童保护中心照顾。三个月后，该中心将女童归还监护人。
改名和种族事件是发生于2017年8月。生母通过改名契据，把自己、两个儿子和女童的姓氏全改成她母亲的（即女童的外婆），种族也换成她母亲的。
生母称换名和换种族是考虑到跟母亲的家族比较亲，而父母都属于同个种族，但不愿透露其他原因。
生母称女童的姓氏和种族转换后，将与自己的亲生母亲和两个弟弟同姓同种，这样四人才有更密切的关系。
2017年9月，监护人申请单独拥有女生的照顾和看管权（care and control），三个月后发现女生的名字和种族被更换，于是通过法律援助局代表律师高天华（Eversheds Harry Ellias LLP），向家事司法法庭申请撤销改名契据，结果成功。
生母通过立杰律师事务所的义务陈晃龙（译音），指监护人干预生母作为家长的权力，但这说法遭家事法庭法官驳回。
法官认为，生母要更换女童的名字或种族，都应当请示监护人，因为名字或种族与女童的身份有关，都归属“抚养”的事务。
法官说，女童已认同自己的族群和姓氏，一旦更换姓氏将对她造成“极大的混淆、困难和尴尬”，指生母要换名字是为了自己，而非女儿的利益。
司法委员接受法官的看法，决定驳回生母的上诉，也就是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