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繁华街景的背后，肯定少不了离乡背井到我国辛勤工作的客工汗水。截至去年6月，我国建筑业共有28万4300名工作准证持有者，来自各行业的S准证持有者则有19万7800名。随着我国客工宿舍累计的冠病病例增加，国人开始聚焦于客工群体在本地的生活。除了政府成立的前线保障支援小组走入宿舍积极抗疫，过去一直默默支援客工的民间组织和义工也伸出援手，抚平他们内心的不安。《实况报道》访问几名义工，聆听他们如何从法律权益、心理健康，以及基本需求这三方面去协助客工，并从中了解客工所面对的挑战。
“在我们处理过的很多客工案件中，客工只是很恳切地想获得应得的工资，被公平对待。”
义正律师事务所（TSMP Law Corporation）合伙人兼诉讼与解决纠纷事务主管陈家健律师（47岁）透露，事务所过去10年来平均每年为五至10起客工案件提供无偿法律咨询，每年无偿处理的客工法律案件介于三至六起，大多数是“客工亦重”“情义之家”等非营利组织引介，近四五年来以薪资或受伤索赔案居多。
他说：“事务所帮助过的不少客工，不是被迫签下另一份比原定薪资金额更少的合约，就是雇主不遵守合约条款，付给客工的薪资比列明的少。很多客工的境遇，听了让人难过。”
外籍劳工中心也透露，过去两年来每年平均有165名至300名客工因面对各种问题，到中心与新加坡律师公会无偿服务办公室联办的免费法律咨询诊所求助。
不想惹麻烦 客工缄默吃亏
陈家健说：“我们知道的只是前来求助的案件……很明显，这不是新鲜事。我猜测每次有客工上门求助时，外面可能还有五到10起类似案例，只因事主不想惹麻烦而没被发现。如果雇主觉得客工抱怨太多，轻易就能取消工作准证，将他们送回国。”
除了无法获得应得工资的案件，义正律师事务所最近也成功协助孟加拉籍客工嘉利乐上诉，获判2万多元工伤赔偿。
嘉利乐在一个地铁站建筑工程的地下工地工作时，不慎从两层楼高的鹰架摔下伤及背部。他被抬到地面时，身上没穿安全背带。
雇主事后以嘉利乐被抬出来时没穿安全背带为由，辩称他当时不可能在鹰架上工作。而嘉利乐透露，他从鹰架跌下时身上的确有穿安全背带，只是受伤被抬出来时，背带已被取下。初审时，嘉利乐提出的索赔被助理劳工总监驳回。
经引介，嘉利乐找上陈家健协助上诉。陈家健成功找到另一客工证实，嘉利乐确实在鹰架上工作时意外摔下。高庭法官最终驳回早前判决。
因为背伤留下慢性疼痛的病根，嘉利乐只好回返孟加拉当农夫，无法继续在建筑业工作。
客工通过银行户头领薪可免薪资纠纷
谈及客工面对的挑战，陈家健说：“或许在客工的家乡，司法服务体制不是那么到位和有序，所以他们不知如何求助……也因为家乡的经历，他们没把握能透过法律途径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再来，上雇佣纠纷索偿庭（Employment Claims Tribunals）时，客工须亲自上场，无法让律师代他们说话。这其实就是一般庭讯，客工必须面对雇主，有些甚至具有法律背景，客工如果英语欠佳，往往处于劣势。
如何保护这群客工？陈家健建议，应鼓励客工要确保自己有银行户头，让雇主将薪水存入户头。很多领取现金薪资的客工，有时就会遇到是否领到薪水，或是否获得应得薪资的纠纷。
另外，雇主目前都须为每名客工支付保险按柜金（security bond）。如果客工或雇主犯法或违反工作准证条例，这笔钱就会被没收。
陈家健建议：“或许可考虑在合约内加入一些条款，一旦发生什么事，例如雇主没善待员工，这笔钱其实可用来赔偿员工。”
我国目前正实施冠病阻断措施，客工须待在宿舍，政府也一直鼓励雇主按时支付薪水。陈家健估计，近期应该不会有太多客工因被拖欠薪资而求助的情况，但阻断措施一旦解除，这类案件可能增加。
“阻断措施解除后，运营受疫情影响的公司可能拖欠薪资，没获得薪资的客工会开始求助。”
学者：刻板印象暴露了排外思维
学者指出，整个社会须团结一致才能渡过因冠病疫情危机造成的社会与经济困境，抱持刻板印象和刻薄议论他人，只会让举国专注抗疫的协调工作更难进行。若想让本地社会朝平等迈进，应透过教育加速改变被刻板印象左右的思维，同时改善客工居住环境。
近来通过部分线上和主流媒体所刊登的评论，不难发现有些人对某些群体持有“一竹竿打翻全船人”的刻板印象。
这包括认为年长者较“固执”，不愿遵守安全距离措施；中年妇女怕输，拼命采购导致超市商品被清空；客工个人卫生习惯较差，导致宿舍出现大量冠病病例等。
不能坐视不理不当言论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修博士（Mathew Mathews）说：“上述这类评论有欠公平与逻辑。社会上每个群体当中多少都有拒绝服从的人。这类言论会挑起怨恨、不信任和群体之间的恐惧。
“如果坐视不理，有些人会觉得这么做不会造成不良后果，这就可能鼓励他人带着敌意抒发内心情绪。”
马修说，基于个人偏见或持异常观点的人将刻板印象套用在一整个群体，只会分散举国上下对抗疫工作的关注力。
新加坡社会如果想朝进步和平等方向迈进，马修认为，国人须意识到过去几周一直存在的刻板印象，显示了部分本地人的排外思维，这须要努力透过硬法和软法（hard and soft law）去改变。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本地人和客工群体居住环境之间的差距，疫情消散后，须努力去改善。”
他说，改善本地客工的基础建设与居住环境将是重要的第一步。此举预示着新加坡在不论阶级或国籍的情况下，正迈向提供更平等的生活环境。某些人认为，客工在本地的生活与家乡相比“已经很不错”的思维，也须要改变。
马修说，在如何对待客工和一些其他群体方面，我国须要更积极透过教育和宣导，加速改变一些国人的看法。
非营利组织弥补体制缺口
在小印度为落难客工提供免费伙食的公益活动“加富路项目”（The Cuff Road Project），在冠病阻断措施期间依然进行。
义工克里蒂（Krithi Pushpanathan，23岁）星期一三五傍晚和星期六中午，会照旧到小印度罗威路旁，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等待客工来领餐券。
本地非营利组织向来是落难客工最大的希望，当客工群体因冠病疫情陷入水深火热时，非营利组织弥补体制缺口的角色变得更加明显。
“加富路项目”是非营利组织“客工亦重”（TWC2）的活动，前来领餐者都是因工伤赔偿手续或薪水纠纷未了结，而滞留新加坡的客工，持有人力部发出的特别证件，准许合法居留，但不准工作，没有收入。
按照条例，雇主须在滞留期间负责客工的吃住需求，但不少雇主却威胁要在案件了结前遣送客工回国，迫使客工搬离公司提供的住所。“客工亦重”每年结识的新近落难客工，约有2000名。
克里蒂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客工向人力部报案后，与雇主的关系就会闹僵。事实上，这些雇主不会为客工的吃住付钱。”
客工在新加坡的身份是与单一雇主绑定的。他们类似身份证的工作准证卡，印有雇主的公司名称或雇主的名字。
体制未给予客工足够保障
非营利组织“情义之家”（HOME）的义工辜蕊琦（21岁）受访时指出，客工未经雇主同意，不能更换雇主，这样的规定本身就造成权力失衡。
“一般人被老板炒了或决定辞职不干，仍有找工作的自由，客工却会立刻被遣送回国。”
帮助落难女佣的辜蕊琦家里也聘请女佣，这让她深刻体会到客工遇到不同雇主，待遇大相径庭。她说，客工惟有遇到好雇主，才能享有良好的工作条件，这显示体制未给予他们足够保障。
陈庆文：宿舍法规定的住户容量太高密集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最近在媒体发表言论说，只把客工感染群当作公共卫生议题来处理是治标不治本，新加坡社会须从根本上检讨是否愿意承担聘请大批外劳的成本。
陈庆文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雇主为了省钱，宿舍业者为了赚钱，不惜让多名客工共处一室，感染群暴发后政府须接手管理，由纳税人买单。
“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不是什么都好，它的好处归私企所有，成本由社会承担。我们必须缩小之间的差距。”
陈庆文指出，客工之间会大规模感染，也意味着外籍员工宿舍法规定的“住户容量”，即住进宿舍的最多人数太高，太过密集。
伍碧虹：须防范客工宿舍演变成劳工营
人民行动党前议员伍碧虹当年在国会探讨客工议题时，曾指出客工无法获得人道的居住条件好比“现代奴隶”。
2015年后退出政坛的伍碧虹最近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社会须防范客工专用宿舍演变成劳工营甚至是监狱的危险。
“众所周知，客工出现在公共空间会引起部分国人不满，但我们必须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建设专用宿舍是为了让客工有良好的居住环境，而不是让他们化为隐形，把他们从社会中切除。”
政策作用力产生现象
辜蕊琦在“情义之家”当义工已有三年。她说，以前在学校未曾听过客工议题，较常接触的是与贫困者或年长者相关的课题，她当义工前对客工一无所知，仅抱着求知欲去学习。
大学入学前，她拨出一年时间当义工，如今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系二年级生。
辜蕊琦：政府能引导改变
辜蕊琦说，接触客工个案后，她发现许多现象都是政策的作用，单靠非营利组织走访民间是不够的，她希望政府能发挥领导能力，由上而下引导改变。
“因为政策的影响，非营利组织才须站出来指出体制内的缺口，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只是在依法行事。
“政府的基调能左右他人的做法，这也是为什么它如此地重要。”
克里蒂：集体要求的改变更可能实现
克里蒂刚在三个月前加入“客工亦重”当义工。她说，好友四年前在“情义之家”当义工，听她述说客工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感触很深。
她虽然希望更多人来当义工，但不希望人们只是三分钟热度，疫情过后才发现无法持之以恒。
“就算客工不是你热衷的议题，我还是希望大家多了解他们的处境，必要时为他们发声。我们的声音是有力量的，如果大家集体要求改变，它就更有可能实现。”
毕业于新加坡理工大学制药工程系的克里蒂，原本今年要到知名的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攻读流行病学硕士课程，因为疫情的关系，她估计得等到明年下半年才开学。
“我相信医疗是基本人权，选修流行病学是希望将来在公共领域工作，推广能帮助弱势群体的医疗政策。”
担心疫情影响客工心理健康 sister开展义工之旅
因为一句简单的“sister”，促使职能治疗师易主儿展开了在客工社群里的义工之旅。
2014年，易主儿（29岁）在医院工作时接触了一名客工，对方不经意的亲切称呼——sister，让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虽然知道客工经常称呼他人为“brother”和“sister”，易主儿还是被客工亲切的称呼给触动了。她除了结识了一名新朋友，也开启了义工之旅，为援助客工的不同组织提供义务服务。
易主儿受访时指出，这份亲切感让她联想到家人面对难题时她会尽力伸出援手，对待客工朋友也理应如此。
她说：“每当看到关于客工的新闻报道时，仿佛是看到我的客工朋友。看到朋友有难，我岂能坐视不理。”
担任精神健康组组长
为了抗疫而禁足在宿舍的客工，他们的精神健康也须获得照顾。不同义工组织纷纷主动采取行动，为客工社群提供必要的服务。
易主儿于4月初加入“冠病19客工援助联盟”（COVID-19 Migrant Support Coalition），成为该组织的精神健康组组长。她负责设立一系列职业参与课程和项目，志在防范客工产生精神健康的问题，同时为出现轻微精神健康状况的客工提供社区支持。
易主儿从事职能治疗的工作，她意识到必须让客工把时间投入在有意义的事务，才能有效促进他们的精神健康，例如，让他们参与一些网上课程和活动项目。
她说：“精神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它会影响我们的思考能力、感受、行为，以及判断力等等。当前的冠病疫情让客工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他们离乡背井，感到非常孤独。这绝对会影响他们的精神健康。”
客工扮演顾问角色
“在职能治疗领域内，有一个‘职业正义’（Occupational Justice）的概念，它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把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方面。”
由于政府的资源有限，不一定能全然照顾所有客工在生活上的细节，义工组织于是扛起帮助客工防范精神健康出状况的任务。
“冠病19客工援助联盟”在短短一个月内召集了约50名义工参与其精神健康组，他们都具有医疗背景，其中包括20名即将毕业的职能治疗学生，一些医学生、社会工作与心理学系学生等。
该团队创办了网上“放松课程”，让客工透过舒展运动、深呼吸，以及正念练习，放松心情和缓解压力。
易主儿指出，很多客工反映他们只想有人能与他们聊天，于是“冠病19客工援助联盟”成立了让客工结识新加坡朋友的“WePal Befriender”项目。她说：“社交社区的联系在促进精神健康方面，能发挥很大的保护作用。”
参与这个项目的国人须参与一项改良版的心理急救培训，让他们扮演义工角色，以尽早察觉发现可能正面对心理问题的客工，及时把他们转介到能获助的管道，或交给联盟的社工团队，或安排他们到客工援助组织康侍（HealthServe）接受心理辅导。
为确保客工援助联盟推出的课程和项目都符合客工需求，联盟特别设立了一个组织“新加坡移民友”（Singapore Migrant Friends)，成员都是客工，他们也扮演顾问的角色。
“客工知道他们自己最需要什么。特设的这个组织能确保我们设计的网上课程和项目，都具备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意义，并且适合他们。”
国人热烈响应当义工
“冠病19客工援助联盟”开始招募国人当义工后，获得非常热烈的反应，很快便召集了65名义工参与WePal Befriender。
易主儿认为，这些项目和计划除了能帮助客工，也能促进国人更好地认识客工社群。她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客工，但对一些国人来说，他们只是陌生人。
她说：“我希望透过我们的工作，新加坡人能更了解客工的文化以及他们的故事。这样一来，在街上看到他们时，虽然是陌生人，也不会感到陌生。”
客工援助联盟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对精神健康非常重要，该团队希望有朝一日，社会不再需要类似WePal Befriender的计划。
易主儿更想见到国人和客工能很自然地建立友情。“如果客工能更好地融入社会，让公众把他们当成我们的一分子……这不是很好吗？”
“一街之善”助消除“邻避”观念
“对客工来说，融入社会让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变得较轻松，也更有意义，这无疑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帮助。”
向来在国会倡导精神健康重要性的官委议员王丽婷，不时呼吁国人和政府不要忽略客工的福利。她透露，想借助一些在必要服务工作的客工迁入红山和达曼裕廊政府组屋的机会，让国人更了解客工社群，协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我国社会存在“邻避”（Not in my backyard，简称NIMBY）的观念，王丽婷与本地一群年轻人发起“一街之善”（Welcome in my backyard，简称WIMBY）的社区计划，希望消除国人的“邻避”观念。
王丽婷说：“我们不能一方面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国家工作，另一方面却拒绝他们进入我们的后院和社区。”
“一街之善”将透过不同的网上平台，让国人留言，鼓励和感谢客工。团队也策划一系列的网上社区互动讨论会，邀请居民和客工参与，消除人们对客工的误解。
团队成员大部分未满25岁
“一街之善”联合发起人胡伟明（24岁，大学生）受访时透露，团队成员大部分都在25岁以下，说明我国年轻一代非常关心社会课题。
他说：“推动‘一街之善’的目的是想让居民和客工建立起关系，停止区分他们与我们。我们想创造一个穿越社群的社会。”
王丽婷指出，新加坡人在抗疫期间感受到的焦虑、沮丧、恐惧等情绪，客工们都有，但我们能舒适地待在家中，享有亲人的陪伴，他们只能在狭窄的生活空间独自面对。
她说：“最近有一位医生分享说，从临床角度，大部分受感染的客工情况良好。因此，我们必须谨记，他们被禁足在宿舍里是为了保护我们。”
援助客工非营利组织
- 冠病19客工援助联盟 Covid-19 Migrant Support Coalition
- 情义之家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
- 外籍劳工中心（Migrant Workers' Centre）
- 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
- 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 Singapore Accident Help Centre
- 希望工程联盟（Hope Initiative Alliance）
- 康侍（HealthSer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