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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达曼:无关政体 抗疫能力取决政府能力与人民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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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抗疫能力并不取决于政治体制,而是政府的能力、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医疗基础设施的素质。国家的良治也不一定高度依赖政府的决策,更重要的是政府能否推动积极的社会进步文化,打造社会的共同责任感。

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昨晚作客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亚洲思想者系列”线上对话会,针对政府在抗疫方面的角色发表看法。

他在会上指出,冠病疫情促使各地人民寄望政府更大程度地主导抗疫工作,但关键其实不在于政府是否大量拨出资源,而是能否组织和动员社会,以及借助私企和社群的力量,让人人自发地贡献,这更为有效,且具包容性。

要做到这点,政府必须抱着维权主义者的精神和道德使命感来组织社会资源,政府决策和财政政策也必须以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为中心。这不只限于医疗政策,也适用于教育、市区规划和交通等领域。

尚达曼说,我国在医疗上投入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不及欧美国家的一半,但医疗成果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投入资源的多寡,更重要的是怎么组织社会,确保每个人都尽自己的责任,并觉得他们有所付出……人人都付出,才是真正的进步。比起被动地依赖资源再分配,这是更积极的改进进步。”

昨晚的对话会也邀得彭博社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和《金融时报》全球财经专栏作家弗鲁哈尔(Rana Foroohar)分享观点。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主持。

尚达曼和米思伟皆指出,各国抗疫的成效并不取决于政治体制。尚达曼说,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冠病死亡率较低,更多是因为政府的应对能力,以及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才能快速追查病例接触者和安排病毒检测。

此外,高质量的医疗基础设施也有助降低死亡率。尚达曼说,公共部门在抗疫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协调私人部门的资源。

指失业保险和福利制度只适于高度结构性失业

被问及就业和失业保障机制时,尚达曼则说,失业保险和福利制度只适用于出现高度结构性失业的情况,但新加坡政府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保持低失业率,并尽快让失业者找到工作。

由尚达曼领导的全国就业理事会也负责统筹监督政府今年5月推出的“新心相连”就业与技能配套,该配套将提供近10万个就业、实习及培训机会,以填补预期流失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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