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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宇斌:以新谣为例 危机时仍应重视文化体育培养国家认同

早年新谣给予不少华校生面对严峻现实的力量,本地导演邓宝翠(左)后来也将新谣的发展拍成纪录片《我们唱过的歌》。司徒宇斌认为,我国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音乐运动和年轻创作者所拥有的能量,以及乐观的态度和精神。(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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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国会文化、社区及青年委员会主席的司徒宇斌说,随着我国在疫情期间努力寻找出路,以及为疫情后的新常态做好准备,文化和体育也可成为新加坡人希望与团结的源泉。

在发生公共卫生或经济危机时很容易忽略文化和体育,司徒宇斌(波东巴西区)借新谣的产生为例,呼吁政府在危机时加强在这两方面的投入,并借助青年以及文化和体育活动产生的正能量,培养更强大的国家认同感。

也是政府国会文化、社区及青年委员会主席的司徒宇斌昨天参与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说,全球受到冠病疫情打击,一些人认为文化和体育应该“让位”给更急迫的需求,例如确保个人安全和经济的存活。

“不过除了当下重要的工作和经济,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以及投入资源的地方,无论有冠病疫情与否,这些方面都是国家建设过程的一部分。”

司徒宇斌说,这包括文化和体育,一些人却想要在发生公共卫生或经济危机时,忽略这两方面的发展。

“这显然是个错误,我们应该趁现在加强甚至翻倍投资,并借助青年以及文化和体育活动产生的正能量,培养更强大的国家认同感,并塑造坚定不移的精神。”

他也说,随着我国在疫情期间努力寻找出路,以及为疫情后的新常态做好准备,文化和体育也可成为新加坡人希望与团结的源泉。

他以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新谣为例,华校生当时面对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因转制需要用英文学习,以及就业前景不明朗等挫折,不少学生通过创作歌曲抒发心声。这些歌曲当下成为他们克服困难的动力,后来也成为不少新加坡人朗朗上口的中文歌曲。

同样身在那个80年代、见证新谣蓬勃发展的司徒宇斌也说,新谣表演者和听众当时建立的情感和友情,无疑也帮助不少受华文教育的人,克服他们面对的身份认同问题。

“新谣当时给予这些年轻人迎接新一天的力量,也让他们暂时忘记平日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音乐运动和年轻创作者所拥有的能量,以及乐观的态度和精神。”

司徒宇斌也说,体育和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除了能加强集体和国家意识,还能弥合社会伤痕,使国家更团结。

他以南非为例,在摆脱种族隔离政策后,种族之间面临不少矛盾,多亏国家橄榄球队赢得1995年世界杯冠军,协助当时的总统曼德拉,把国民团结起来。

“会举新谣和南非橄榄球队这两个案例,是因为它们代表青年、文化和体育,这些都是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集中注意的社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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