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龄不到28周都属超早产儿,各国普遍采用胎龄24周定义生存能力的下限。面对是否抢救的棘手难题,新生儿科和妇产科医护人员会主动为父母进行产前辅导,提供数据和经验分享供参考。
胎龄24周,是本地定义早产儿是否具有生存能力的时限。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数据显示,过去10多年来,胎龄24周和25周的早产儿存活率已增加至少10个百分点,专家认为有必要考虑是否重新检讨这个时限,更灵活帮助超早产儿诞生。
国大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朱拜尔(Zubair Amin)副教授受访时指出,24周并非绝对标准,每个徘徊在标准边缘的抢救决定,都会结合母亲和胎儿的情况、父母的想法等因素,予以针对性考量。
他解释,影响胎儿存活率的因素包括母亲是否面对子宫感染等感染问题,或患有糖尿病等严重疾病,以及产前是否有机会注射可促进胎儿肺部发育的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如果胎儿在子宫里的成长严重受限,或胎儿是男性,都属不利的风险因素。
面对是否抢救的棘手难题,新生儿科和妇产科医护人员会主动为父母进行产前辅导,提供数据和经验分享供参考。“我们通常须和父母进行几次辅导,帮助他们决定抢救方案。”
胎龄不到28周都属超早产儿,各国普遍采用胎龄24周定义生存能力(viability)的下限,但也有例外,如日本早在1991年定义22周大胎儿也适合生下。
国大医院数据显示,24周出世的早产儿存活率从2001年至2006年的60%,增至2013年至2019年的70%;25周早产儿存活率则在同期从69%增至89%。
朱拜尔说,随着早产儿护理的改善,接下来有必要认真讨论是否重新定义24周的标准。“作为一个社区,我们或须共同提供更灵活的处理方式,让父母有更多选择,决定是否抢救胎龄更小的胎儿。”
目前,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父母和医疗团队或会共同决定抢救仅23周的胎儿。朱拜尔说:“要改变或降低这个标准,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一起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因为当中有许多得慎重考虑的后果。”
超早产儿轻微失聪 夫妻乐观面对
本月17日是世界早产日,育有一名早产儿的王燕红(36岁,人事经理)日前受访时,分享了她和丈夫黄亮程(39岁,工程师)的育儿经历。
夫妻俩的大儿子黄健轩(8岁)出世时,仅24周又一两天大,体重更只有729公克,属于风险较高的超早产儿。
王燕红忆述,当时她突然阵痛入院,不到一天宝宝就迫不及待地呱呱坠地。“第一眼看到儿子,他的体型比我想象中还要瘦小。”
由于提前四个月出世,器官发育未全,黄健轩有轻微失聪,从六个月大开始戴助听器。经过定期语言治疗,情况已有所改善,心肺发育情况也良好。
在主流小学就读二年级的他,日前参加校内数学比赛夺得季军。王燕红说:“我们当然感到很自豪,但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健康成长,每次听到他对我们说‘我爱你’,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夫妻俩还育有两名三岁和六岁儿子,王燕红说,早年她曾流产,事隔四年怀上大儿子,让她领悟到很多事情都值得感恩。“我觉得要乐观面对,就像健轩虽然轻微失聪,但还是可透过助听器,听见这个世界的声音。”
全球约一成婴儿是未满37周早产儿
今年4月,赵小红(38岁,护士)发现六个多月大的儿子杜赵庭呼吸急促,紧急送他去国大医院接受冠病拭子检测和隔离,结果发现他是肺部受感冒病毒感染,并非染上冠病。
令她心痛的是,未满28周出世的儿子,体重原本就比同龄婴儿轻得多,此次肺部感染住院两周,体重整整掉了一公斤,而且须插管辅助呼吸和喂食。
杜赵庭出生时体重约为1.2公斤,当时在加护病房留医三个多月后顺利出院。赵小红说,儿子回家住了一个月已不再需要插管,体重也增至6公斤,未料之后出现肺部感染。“我在医院照顾他的期间,也出现感冒咳嗽的症状,结果五天病假不能出门到医院陪他,只能在家里担心。”
杜赵庭目前康复情况良好,他虽出世14个月,但在医学角度上应被视为未满一岁的婴儿。赵小红生下他的两周前,因为羊水破裂住院观察,当时还以为宝宝能撑到32周才出世。
父亲杜东洋(37岁,银行业)也说,没料到儿子会是超早产儿,妻子顺产后,医生说宝宝的肺部情况并不乐观,令夫妻俩担心不已。“我们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在他的两个四岁和六岁姐姐都非常疼爱他,从托儿所一回到家就要跟弟弟玩。”
全球每10名婴儿当中,约一名是未满37周的早产儿,这个比率仍在缓缓增加。朱拜尔说,本地料出现类似趋势,相关因素包括多胎受孕、更普遍的辅助受孕技术、迟育和母亲的现有疾病等。
他坦言,尽管更多超早产儿能够存活,但不是所有婴儿都会健康成长,有些婴儿需要医院和社区提供额外支援。例如慢性肺部疾病已随着超早产儿的存活率增加,“我们得更好地做足准备,帮助更多需要额外支援的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