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变化 业者客工压力大

客工宿舍是我国冠病疫情的重灾区。由于许多确诊病患是无症状感染者，而客工宿舍的居住条件也不理想，在疫情暴发高峰时，一天确诊的客工有上千人。想要阻断病毒的传播，只能采取决绝果断的方式，停止大多数的经济活动。这也意味着高度依赖客工的建筑业，在疫情暴发期间受到很大的冲击。

“幸好我的公司规模不大，停工三五个月还能坚持，如果整整一年不能开工，后果不堪设想。”　谈到2020年经历的一切，建筑公司Asialand老板廖可伟（44岁）不禁发出感叹。Asialand是一家小型建筑商，除了商业项目和住宅的室内设计和装修，也承接一些有地私宅建筑工程。

廖可伟受访时说，为了帮助本地企业渡过难关，政府提供了雇佣补贴计划等补助，也暂时减免客工的人头税，缓解了部分压力，但最终还是得靠公司自己的基础克服困难，“我们得要坚持和忍耐”。

冠病阻断措施期间，装修和建筑工程完全停摆，但Asialand管理层一刻也没闲着。“我们得不时查看12个工地，还要安排防蚊工作，以及留意下雨天有没有漏水。结构施工到一半的工程，还得定期检查安全措施，确保工地的安全。”

好不容易等到建筑业获准复工，新的问题又出现。“工程需要时间重新启动，一些建筑材料的供应也受影响，15名工人当中有三人疫情初期回国后，我们就没再请人，工程进度得放慢，交房甚至得延后超过半年。”

所幸的是，将工程交给Asialand的屋主大多能够体谅疫情对工程进度的影响，大家各退一步，通过协商解决延期的问题，但廖可伟还是得定期向屋主通报工程进度，让对方放心。

此外，公司聘用的12名建筑客工，都没有住在大型宿舍，而是租住同一间私宅。当局后来收紧政策，为了确保客工有足够居住空间，每个地址只能注册六名客工，因此得多租一间房子给他们居住。

为了落实“出行安全”安排，公司也得安排专属交通工具接送分住两地的客工到工地，这都是额外的成本，也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谈到2021年的展望，廖可伟指出，最近两个月房地产交易比较活跃，因此生意可能会有起色，但他眼下最担心的是人手不够的问题，尤其是装修工程所需的熟练工人。

“装修工程中，水电和贴瓷砖过去靠的是每天往返长堤的马来西亚籍工人，但现在几乎没有人手。这会是一大难题。”

他也说，建筑业不是不想聘用本地人，更不是不愿支付高薪。“本地人没兴趣做这些工作，现在的工艺教育学院也没有开办这类课程，以后让我们去哪里找工人？”

对有“客工诗人”称号的孟加拉籍项目质量协调员扎基尔（Zakir Hossain Khokan，43岁）来说，2020年是“糟糕的一年”。

他还记得，今年2月本地首个客工冠病病例开始出现时，客工群体当中开始有不安的情绪。“当时客工普遍感觉到恐惧，担心自己得病。我还记得同个宿舍有两名室友在有人证实染病后彻夜祈祷，还痛哭失声，他们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到了4月中旬，扎基尔感染冠病。4月16日晚上，他开始发烧而且全身无力、呼吸困难，后来送院确诊时，从病床上坐起也会呼吸困难。辗转四家医院和社区护理设施，扎基尔花了一两个月调养，才得以康复。他很感激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想对他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不过，扎基尔发现自己虽然病愈，但体力仍不如从前。他说：“有时候我会晕眩，腿脚偶尔也会出现疼痛或者麻木的症状。”

据他从其他志愿者那里得知，一些康复后的客工现在仍然会头痛、恶心想吐以及食欲不振，也有的对环境或家人感到失望，容易恼怒。

这都促使他在阻断措施结束后，开始更关注客工的身心健康。“我觉得这些都可能是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当局重视。”

扎基尔说，他2021年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政府和客工福利组织能够集中追踪冠病康复者的身心健康，以及政府检讨客工宿舍设计的时候，能够让设计师以及心理学家深入客工的生活，从使用者的角度了解该如何改进。

经常借助文学、艺术，以及各种论坛作为沟通桥梁，表达客工群体心声的扎基尔说，曾有朋友担心他未来更新工作证件会不会受影响。

对此，他淡然一笑。“我已经在本地待了17年，我相信新加坡，相信新加坡政府能够采取行动改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