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锢他人 被关的可能是自己

阿强欠了阿珍一笔小钱，但总是拖拖拉拉不肯还。阿珍为了讨债， 将阿强带到一个小房间，然后趁他不注意将房门上了锁，并称如果阿强不给一个说法，就不能离开。小房间里通风良好，有几张椅子，小茶几上还放着一杯柠檬茶和一些小零食。然而房间除了已经被锁上的大门，没有其他出入口。

两人僵持了一会儿，阿强决定妥协还钱，收到钱的阿珍开了门，10分钟后就放他离开。谁知过了一会儿，警察却找上门来，因为阿珍的行为，可能已构成非法禁锢。

或许有人要问，只将门锁起短短10分钟，也能构成犯罪吗？

本期的《说法识法》邀请何进才律师（何进才律师馆）、 黄国彦律师（赢必胜法律事务所）以及黄健杰律师（信约律师事务所），讲解非法禁锢相关课题。

何进才律师解释，可以从刑法与民事侵权两个方向去了解这个课题。

在《刑事法典》中，非法禁锢（wrongful confinement）指在没有法律依据下，故意将受害人限制在一个特定空间内。较普遍的案情包括被害人的住家门被人用锁头上锁、四肢被捆绑、被锁车内等。若罪成，被告可被判最长三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兼施。

然而如果被害人要对事件进行民事诉讼，那么在民事诉讼法中也有相关法律条文。民法中非法禁锢属于侵权罪（tort of false imprisonment）。

何进才律师以澳洲律师戈尔（Adesh Goel）2012年与圣淘沙名胜世界的诉讼案为例解释，当时戈尔被圣淘沙名胜世界的赌场职员禁止离开，被困在一个房间里46分钟。

早前的报道中提到，法官指赌场将戈尔拘禁在小房间里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根据资料，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众人士只有在目睹他人犯了或在现场遇到有人犯了“可逮捕并不准具保”的罪行时，才可扣留他。这类罪行一般是指稍为严重的犯罪如勒索、偷窃、抢劫、非礼时伤人、在电梯内犯罪并严重伤人、收受赃物，以及强奸等。

另外，任何人士若看到已被法庭宣布为潜逃的人士时，也可逮捕他，但须尽快移交警方。

第三种可能性是，若有人对某受害人或其财产犯下罪行，而受害人不知对方姓名地址，或地址不在本地、受害者有理由怀疑地址是假的，则可扣留对方直到交给警方。任何不符合上述规定就属非法拘捕。

黄健杰律师解释，被禁锢的时间、地点，以及禁锢受害人的理由，均是判刑轻重的考量因素，但罪成的要素则为活动空间受到限制。

他说：“理论上，刑法中并未明确指出构成非法禁锢的最短时间是多久，但还是得根据具体案件细节判断。至于被禁锢的地点、禁锢理由、受害人在受限制的空间里受到的待遇如何等，都会成为后期下判时的考虑因素。”

黄国彦律师则指出，空间有没有逃生通道，是能否构成非法禁锢的因素之一。他以三个情境解释：

情境一：受害人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扇没有上锁的窗户，在几分钟内就逃出小房间，是否构成非法禁锢就须要进一步探讨。黄国彦律师说，在这种情况下，案件可能更有可能被判断为“非法限制他人行为”（wrongful restraint）。

他解释：“受害人原本有权利通过大门离开，但却被逼迫使用窗户逃生，虽然没有产生“禁锢”的后果，但行为被非法限制，因此还是会触法。”

情境二：如果受害人被困房间里，但门是玻璃做的。因为受害人在情急之下可用椅子砸碎玻璃门离开，这便有可能被定义为“企图非法禁锢”。因此，受害者所在的空间是否有逃生渠道，或成案件的争议点。

情境三：如果受害者被困在悬崖边，并被施害者养的看门犬阻止离开。此时受害人虽然可以通过跳崖的方式离开，但这并不是合理的选项，因此非法禁锢就可以成立。

同样的，如果受害人被困于30楼高的办公室内，唯一的逃生方法是冒险爬出窗外，将他困在那里的行为也构成了非法禁锢。

另外他也提到，如果被害人同意被禁锢，界线就比较模糊了。比如，如果被害人收了对方的钱，自愿被锁在房内，罪名是否能成立就有待进一步讨论。

去年病毒阻断措施期间，三名客工因频频违反纪律，被公司“关”了起来，锁在宿舍的一个房间里。期间他们曾被放出来，但却为了买酒翻墙偷溜出去，结果总经理决定把他们再次锁进一个房间里。前后被关42天，其中一人致电人力部举报，总经理后来在非法禁锢的罪名下被判罚款9000元。

另一起案件中，客工宿舍被指把20名曾与确诊冠病工人接触过的客工反锁在房间内而引起风波，雇主后来称房间只是扣上并没上锁，人力部事后对公司和宿舍经营者发出严厉警告。

两件事情当时都引起了媒体关注并掀起讨论。第二起案件中曾协助义工的客工亦重组织财政区伟鹏受访时坦言，以上两起案件，其实非常罕见。

他说：“我们接触的案件中，涉非法禁锢的案件，更多和薪资或其他雇佣纠纷有关。一些雇主为了避免赔偿，会企图将客工尽快送回国，上机前为了掌控客工行踪，就会暂时将他锁起来。我们大约每个月会听说至少一两起这类事件。但大多数时候，客工在机场或别处获释放以后，只会针对强制遣返向当局求助，却没有意识到，被非法禁锢也侵犯了他们的法律权益。”

何进才律师受询时说，如果客工事发前已经怀疑雇主可能会限制自己的行动，可以先联络亲友，要求他们每隔一段时间给他打一个电话，若失联一段时间，就立即报警或联络相关部门。

他说：“大约10到15年前，一些准备遣返的公司为了确保客工被送回国，确实会限制客工的自由，然而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再听说有这类案件了。”

人力部发言人受询时指出，客工入境我国时，当局会以他们的母语向他们讲解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并告知人力部的求助热线，以及大使馆、非营利组织的联络方式等。

发言人表示，客工与就业相关的投诉由人力部处理，而非法禁锢或非法限制他人行为则由警方进行调查。若雇主尝试强行在客工未能投诉之前将其遣返，客工可在移民局关卡向工作人员求助，案件之后会被转介至人力部进行调查。人力部可为客工提供特别准证（Special Pass），以让他能在调查期间留在本地。

应尽快报案以掌握有利证据

“要证明自己曾被非法禁锢，某种意义上，和证明自己曾在隐蔽处被非礼相似。”

黄国彦律师说，要证明在没人看到的地方被非礼，如果没有闭路电视为证，案件往往会陷入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因此，如果受害人得以脱身，应该以最快速度到警局报案，报案的时间拖得太长，通常“受害人”一方的可信度就会降低。

黄健杰律师则说，若是刑事案件，调查通常由警方完成，他们有权调阅案发现场周围的闭路电视。但闭路电视画面每隔一段时间可能会被自动删掉，因此尽快报案是很重要的。

另外，两名律师都提到，如果无法获取电眼画面，则可向当时在场的第三方着手。

黄国彦律师说：“如果被禁锢时有办法报警求助，将是很直接的证据。被害人若向第三方求助，而第三方无法解救受害人，也是非常有利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