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录打破检察官工作迷思

检控罪犯是总检察署的重要任务，该署有权决定我国所有刑事案件的提控和诉讼方向。

每当发生一起备受瞩目的案件时，总检察署的任何决定都可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不过，大家对检察官的工作了解多少，除了上法庭提控被告和进行审讯以外，他们的工作还有哪些？

公众的质疑和舆论的压力能否左右被告面对的刑罚？检察官和辩方律师的关系，是否如电视剧中所演的那般，永远得争得你死我活？

这一期的《说法识法》邀请首席检察官陈杰平（简称陈）、刑事罪案司副高级政府律师江可悦（简称江）和卢俞豪（简称卢）接受访问，让他们为大家解答有关检察官的工作。

问：检察官的工作范围包括哪些？

陈：检察官的职责是把所有相关的证据提呈给法庭，根据所掌握的证据来协助法官取得公平和公正的结果。公众最熟悉的应该是检察官在庭上检控犯人，但其实我们还必须处理许多“幕后工作”。这包括详细研究案情以便决定是否提控或是以什么罪行提控被告、该要求多重的刑罚、与辩方律师合作，确保法庭能公正地审判案件，以及跟内政部、律政部和其他相关机构商讨，对刑事诉讼程序和法律的修改提出意见。

问：检察官在处理案件时，最先考虑的是不是政府的利益？

陈：作为检控方，我们维持法纪是为了照顾新加坡和公众的利益，所做的决定独立于政府。

问：什么是新加坡和公众的利益？

陈：举个例子，新加坡是国际金融中心，检察官在处理白领商业案件时所做的决定，必须维护我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和地位，让人们能安心地在新加坡投资。

在蓝领罪案方面，我们的目标则是确保国家社会安全，让人们能在这里安居乐业，这不仅是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其他国家和投资者对新加坡的信任。这么说虽然很宏观，可是只要国家维持稳定，公众也能从中受益。

问：检察官在工作时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在受害人、被告，以及公众的利益间取得平衡。被告犯法，受害者和公众都会希望寻求正义，要被告为所犯的罪行受罚。遇到严重的罪行，检察官会促请法官判被告长期监禁，以对其他有意犯罪者发出强烈的警告信号。

不过，在一些案件中，若刑罚过重，可能导致被告出狱后难以重新融入社会，进而导致他们走回犯罪之路，有时罪行甚至变本加厉，这样的情况无益于社会。

问：检察官和被告的代表律师关系如何？

江：我毕业后在几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八年，2013年才加入总检察署，所以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一半是担任辩方律师，另一半担任检察官。在当律师的时候，我与检察官接触的经验都不错，必须澄清什么事情都能直接联系对方。

虽然我们对于案件所持的看法可能不同，但大家都是在尽自己的本分，最终交由法官决定结果。当我加入公共服务后，还是会与前同事保持联系，所以绝对不像电视剧中演的那样，律师和检察官都是敌人。

卢：苏峇士律师（已故知名刑事律师）留给我深刻的回忆。当年我还是一名新入行的检察官，在审讯中途我向法官申请暂时休庭，让我在传召下一名证人前有时间准备，没料到法官拒绝了我的要求。

我当时有点愣住了，还好这时辩方律师苏峇士站起来，告诉法官他也需要点时间上洗手间和吃药，法官这才批准休庭。我知道苏峇士是为了我才那么说的，所以即使是进行审讯的过程中，控辩双方也未必时时都处于敌对状态。

问：去年底，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提到，控方因为掌握较多证据所以占了上风，他因此促请政府立法规定控方有义务向辩方披露证据。控方是否会与辩方律师分享证据？

陈：检察官的目的不是要不惜一切地赢得案件，或是治罪一名无辜者，又或是不顾一切地争取最高的刑罚。我们做的所有决定，包括是否向辩方披露证据，都是基于公众利益和法律。刑事诉讼法（Criminal Procedure Code）中明文规定控辩双方的披露义务，此外，法庭也会根据法律的解读来制定额外的披露规则。

披露证据是一个交涉的过程，控辩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应具建设性。控方会先告知辩方自己的立场，辩方若也能尽早且明确地告知控方他们的辩护理由，那控方就能够及时确认，把相关的证据交给辩方。若辩方律师不愿透露太多，担心有损被告的利益，那控方就很难辨别对方可能需要哪些证据。

江：当然，辩方律师得听从客户（即被告）的指示，若客户一开始没有让律师了解事情的全貌，那律师也会因此受限。

问：有公众质疑，一些被告因为背景优越而获得“特别照顾”，例如有钱人、外来人才或是资优生，这是真的吗？

陈：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身为检察官我们致力于公平和公正地对待每个人。拥有优越背景就能获得轻判，这绝非事实。

问：在促请法官判刑时，检察官如何决定所要求的刑罚轻重？今年1月，一名17岁少年因为服食冰毒和袭警被判缓刑监视。警员在过程中伤了脊椎，有网民因此认为比起其他袭警案，刑罚似乎太轻了。

陈：在这起案件中，控方要求法官判少年接受缓刑监视是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伤者的伤势不是很严重，他在两天内完全复原。此外，被告年纪轻、没有案底、配合警方调查，而且与家人关系密切，家人愿意在缓刑期间负起监督他的责任。在决定刑罚时，检察官会按照法庭制定的判刑框架，仔细评估案情和判刑选项，以决定适合的刑罚。若所涉及的案件没有对应的判刑框架，那检察官就会参考过去的案例。

问：在一些案件中，检察官会向法庭申请言论禁止令（gag order），媒体有时因此不能报道被告的姓名，控方为什么要保护被告的身份？

陈：申请禁令不是为了保护被告，而是为了确保受害人或是其他弱势证人的身份不被泄露。不公开被告的姓名，一般是因为他与受害人或证人有关系，例如被告是受害人的家长或兄弟姐妹。

问：总检察署在处理案件时，是否会受到舆论影响？

陈：我们的职责是维护公众的利益，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有公正的结果。检察官会根据案情、法律，以及公众利益来做决定，即便有时这些决定不受欢迎。我们知道一些案件或刑罚可能会引起公众反应，但是我们决定事情时不能只为了满足舆论。

卢：一般人对公众利益的认知未必全面，他们通常只关注刑罚，被告坐牢多久，不过总检察署不能单从受害人的角度出发，也必须考虑被告是否能被改造。以社会的立场来说，不衡量轻重，把所有罪犯长时间关起来对社会无益，有些被告仍有可能改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