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方言人通译通人情

若遇到了麻烦得上法庭，你可以要求通译帮忙，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包括方言。

在律政部的法律援助局，也有懂得方言的专人，为民众提供免费的咨询和服务。

本期《说法识法》访问两名通晓方言的法律工作者，了解她们的工作范围和情况，看她们如何把冷冰冰的法律词汇，翻译出“温度”，让平民百姓都听得懂。

她们是法律援助局专任法务助理王慧玲，以及国家法院通译员纪庆聆。

年近古稀的老王与一家借贷公司发生纠纷，希望诉诸司法解决问题。然而他完全不懂英文，中文也是半桶水，最流利的是从小说到大的福建话。一想到要面对密密麻麻的法律文件、满口英语的律师和法官，老王就觉得很头疼。

于是他一拖再拖，寝食难安过了三年，直到有一天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往法律援助局，他才发现，自己白白纠结和浪费了三年。

原来，老王在法律援助局登记注册时，职员主动询问他的语言习惯，得知他只会说福建话，立即为他安排了一位会说方言的法务助理协助他，令老王喜出望外。

接下来若老王真的与借贷公司对簿公堂，他也会发现，若要在庭上使用方言，全程都可请通译员逐句翻译。

根据律政部旗下法律援助局提供的数据，每三名申请法律援助的人当中，就有一名申请用中文或方言与职员进行沟通。

王慧玲的日常工作包括为申请法律援助者提供一系列服务，除了华英语和潮州话，她还懂福建话以及粤语。

她解释，要求懂得方言的职员协助是一项免费服务，甚至不须要另外申请。

法律援助局成立于1958年，专为经济能力有限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提供代表出庭处理民事诉讼，给予口头咨询，以及起草遗嘱和分居协议等文件。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有提供用方言沟通的选项。

王慧玲解释：“申请者在登记时就可选择沟通语言，包括方言。50年代至60年代，本地说方言的人本来就较多，因此法律援助局自然设有这一选项，之后保留至今。”

王慧玲说，她大约每星期会接待一名选用方言的申请者，其中以年长者居多。

王慧玲认为，使用方言会让当事人更放松，更健谈，更快与她建立起默契。不少年长者平时就习惯说方言，就算懂得简单中英文，要做一大段叙述仍非常吃力，用方言会让他们觉得十分亲切。

“一位说福建话的老妇请我向建屋局写信，她说早前曾和当局职员沟通过，但对方不理解她的诉求。交谈中，她很快就敞开心扉和我话起了家常，而我因为了解了她的生活，也更明白问题所在。”

王慧玲在同事眼中是“方言小姐”，早前律政部宣传团队还特地为她拍摄短视频，分享她学习方言的经历。

她说，自己小时候可说是“被逼”着学的，方言启蒙老师是奶奶，她很坚持与孙儿辈沟通时讲潮州话。

王慧玲回想起当年的“窘境”，还会忍俊不禁：“阿嫲不是不会说华语！但我用华语与她交谈，她就总假装听不见，有时还会背过身去。她说，潮州人不懂潮州话会被人笑话，因此一定要我学会。”

后来她年纪稍大一些，也通过观看港片自学粤语，以及福建话。

回想起当年奶奶的教诲，王慧玲笑说，很庆幸奶奶当年那么坚持，让她如今能将方言应用于生活与工作中，还能因此帮助更多人。

在国家法院担任通译员的纪庆聆则根本记不清自己几岁开始说方言：“大概从学说话时开始吧？”

她的父亲是卖潮州粥的小贩，不谙华英语，只会说潮州话。因此纪庆聆的第一语言就包括潮州话。她很小就在后港一带的小贩中心帮着父亲“跑堂”，用潮州话吆喝招揽生意、为顾客点单等。

亲切的潮州话对于她而言是一份人文情怀，而如今她也将这份情怀融入工作中：“说方言会给彼此带来一份信任与归属感，两个人说着‘自家话’，感觉就是“家己人”。”

纪庆聆认为让法庭使用者选用自己最感自信、最熟悉的语言，是一种公平的表现。

“国家法院的核心价值包括公正与可及性，不论他们的语言能力和背景，每个法庭使用者都理应有诉诸司法的途径。”

纪庆聆说，即便在冰冷的法庭上，方言也是有温度的。

有一次她参加一场索偿庭的调解会议，索偿人和答辩人是一对兄弟，哥哥选用潮州话，弟弟听得懂潮州话但选用英语。“过程中双方情绪一度变得激动，但因为有潮州话翻译，我觉得哥哥更能听进调解员的话，而他也觉得自己的心声被听见，渐渐冷静了下来。”

最终调解圆满成功，纪庆聆也颇为欣慰。

翻译必须边做边学且与时俱进，国家法院的通译员甚至须要通过模拟法庭等考核，相当具有挑战性。

走进国家法院通译员的办公室，若不会几句方言，你可能都听不懂大家在说些什么。

纪庆聆透露，其实国家法院的30名中英通译员，每一个人都懂得说至少一种方言。大家平日在办公室里，会用各自的方言进行沟通，互相交流学习。

她笑说：“同事在自己的方言组内用方言沟通是很平常的事情。”

通译员自己必须能跟上时代，不断学习新词汇。为了互助学习，每个方言组每周都会请资深同事讲课，介绍生僻词汇和特殊用语等。去年疫情暴发后，所有语种的通译员还曾一起合作，整理了一份冠病相关的词汇总汇。

另外，每一名通译员入职大概半年，都得通过一次方言考核。资深同事会扮演法官或主控官出题“刁难”考生，考验他们的临场应变能力。

“我们还会进行一次模拟法庭考核，不过那就不限于方言，而是所有语种的通译员都会经历。通译员要真正站在模拟法庭上对答，相当有挑战性。”

王慧玲也分享了她“边做边学”的经历：“有一次我为一名老先生处理遗嘱相关的事宜，但将‘遗嘱’二字的粤语发音说得不是很准确。老先生纠正了我，他不但没有生气，还开心地笑了起来。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不要担心说错，才会学得更快。”

要将硬邦邦、冷冰冰的法律词汇准确地翻译成口语化、“接地气”的方言并非易事。大多数方言没有书写体系，与书面语词汇体系不对等，本地方言当中更会出现与其他语言融合或借词的现象。

两位受访者均表示，在翻译时应该选择更加口语化的表达，用听者更为熟悉的词汇去解释内容。

纪庆聆说，庭上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因此翻译时必须尽量贴近原句，但她也必须顾及听者的理解能力。因此在找不到对应词语时，她一般会将生涩的专业词汇用形容的方式传达。

她举例：“潮州话中很少说‘未成年’一词，因此我会翻译成‘不够年龄的人’。一些人为了骗保险会伪造‘幽灵车祸’，我会翻译成‘没有发生过的车祸’而不是直译，以保证对方能准确掌握意思。”

另外，本地潮州话中也有从马来语“借词”现象。

纪庆聆以庭上经常出现的“认罪”一词为例：“我将‘认罪’翻译为‘jin-salah’（认错）；‘salah’一词本是马来语，但被本地潮州话吸收，说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表述方式。”

王慧玲也说，她一般会使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词汇为对方进行讲解。她说：“我会注意将段落拆成短句，如果遇到生僻的专业词汇，就用比较通俗的词汇解释，而不是直接翻译。”

王慧玲笑说，其实“法律援助局”在方言中也有另一个名字，俗称“政府律师楼”。

“一般我们打电话给申请者，说‘法律援助局’他们都得过一下才反应过来，但一说‘政府律师楼’，他们立刻就明白。”

在法庭上，大多数需要方言翻译的是60岁以上的年长者，虽然本地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但两人认为，不能否定方言的价值。

王慧玲说，有不少年轻同事为了更好地帮助申请者，会经常来询问她如何用方言表达一些词汇。

然而社会大环境中，学习方言的氛围却并不是这样的。王慧玲坦言，法律援助局如今只有五六名同事通晓方言，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对方言讲解的需求减少了，一方面也因为，要找到会说方言的年轻人已不容易。不过她仍然认为方言是沟通的桥梁，不应该轻易舍弃。

纪庆聆则遗憾地说：“实际情况就是会说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但我们必须肯定方言的价值，因为方言中承载了许多在地的语言和文化，比如本地方言与马来语的结合，就反映了我国多元种族的特性。这是我们应该懂得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