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66岁就患失智症的新加坡人有增加趋势，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数据显示，近几年，每年约有200人诊断为年轻型失智症患者。其中，55岁至65岁人士占七成，最年轻的患者仅36岁。
“我问医生，为什么他情况恶化的速度那么快，快得让人不知所措。医生说，因为他患的是年轻型失智症。”
短短一句话，概括了卓丽云（51岁）过去两年多来经历的生活剧变。她的丈夫李金汉今年不过54岁，却在2022年初诊断患上年轻型失智症（Young-Onset Dementia，简称YOD）。
工程师背景的李金汉患病至今一年半，但认知能力每况愈下，表达和沟通变得困难。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在言语表达上已显得吃力，绝大多数时间都由卓丽云来回应。
卓丽云说：“他有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也已忘了家里的地址、自己的年龄。”
2020年9月冠病疫情期间，李金汉被公司裁退。约半年后，卓丽云察觉李金汉的行为举止有异，以为他肾脏的老毛病复发。
卓丽云说：“我不敢面对，所以由我的妹妹陪他去看医生。”
怎料，这次不是肾的问题，而是大脑，卓丽云说：“脑科医生帮金汉做很多检查，记忆力评估等，以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来说，他的分数低得有点不太正常。”
医生当时跟卓丽云说，有可能是失智症，但因为他年纪还不大，怕是误诊。“医生做了很多诊断，如血液、细菌感染等检测，也建议我们不要放弃，如果不是失智症，找出原因也许可以医治。”
然而，经过近一年的多个检测，都没有任何其他发现。2022年初，医生证实李金汉患上年轻型失智症。
察觉到丈夫病情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卓丽云毅然辞去生产线经理的工作，全心全意照顾丈夫，希望在他失去所有记忆之前，还能过多一些快乐的日子，留下多一些快乐回忆。
年轻型失智症患者人数有上升趋势
像李金汉那样，不到65岁就患上年轻型失智症的本地人近年有增加趋势，当中最年轻的患者才36岁。
据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NNI）最新数据，本地约9万2000名失智患者中，4600多人或5%在65岁或以下。
自2015年，被诊断患上年轻型失智症的人数，有逐年攀升的迹象；从2015年的每年100多人到在2018年超过200人。
冠病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有245人诊断患上年轻型失智症。之后在2020年和2021年的诊断人数皆少于200人。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指出，这应该是疫情期间实施阻断病毒和防疫措施等各种因素，因此较少人求诊，并非趋势逆转。
到了2022年，诊断病例又回到200人以上，2023年第一季度，新增诊断已有约75起。
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是大脑、脊柱、神经等疾病的专科医疗中心，自2015年到该院看诊被诊断的失智症患者，约有三成是年轻型。
跟李金汉一样，何佳良（57岁，前创投家）是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不幸也在50多岁患上失智症。
何佳良和妻子曾广璀（57岁）在中国上海从事创投工作长达17年，直到2017年回新加坡定居。
2019年正准备规划半退休生活时，曾广璀观察到丈夫的举止不同于以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她说：“他停车总是撞到边角，他原本很会开车的，这完全不像他；有一次交代他打完高尔夫球后来接我，他却完全忘记，自己开车回家。
“不但如此，工作的电邮往来、手机短信等，很多简单的单字，他也不会拼写。”这些都让曾广璀感到不妙。在太太不断催促下，何佳良在2020年中到综合诊疗所看诊。
何佳良年纪不大，因此医生没有马上诊断为失智，而是用了近一年做了许多检测后，才证实他患上年轻型失智症。
何佳良被诊断患有两类型的失智症。除了阿尔茨海默症，还有一种罕见的后部皮质萎缩（Posterior Cortical Atrophy，简称PCA）症，主要造成视觉空间失调。换句话说，他面对的问题不只是记忆力流失，以后也可能会失明。
何佳良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达和应对能力还算顺畅，唯独后部皮质萎缩影响他的视觉辨识，因此动作稍微缓慢。
年轻型失智症不易被诊断，国立脑神经医学院脑神经内科高级顾问医生黄国彬副教授受访时指出，一般人会误把家人记忆力衰退当做健忘，而忽略了可能是失智症的症状。
黄国彬说：“年轻型失智症与年长者的失智症所展现的症状其实很相似，比如记忆力退化等。不过年轻型失智症有更高可能展现某些非典型的症状，比如语言退化、对视觉与空间辨识困难等，所以一般感觉退化速度快。”
他说：“这些症状如果不是偶尔发生，而是持续地发生，还有恶化现象，就要赶快求医，提早诊断能延缓恶化。”
预防胜于治疗，黄国彬也说，除了遗传基因等内在因素，饮食和生活习惯也可能间接提高年轻时患上失智症的风险。
专家：年轻型失智症者应保持社交 延缓退化
对患者来说，还没年老就失智，肯定是重大打击。新加坡失智症机构失智症社交俱乐部经理王翎菱受访时说：“多数人都不能接受，家人也不能接受；他们先是避开人群、不愿意社交、躲在家里，这反而退化得更快。”
有鉴于年轻型失智症患者有增加趋势，新加坡失智症机构去年1月专门为他们设立一个社交俱乐部。何佳良和李金汉就是俱乐部的成员，每星期五都会到中峇鲁的会所参与两个半小时的活动。
新加坡每年约有200人被诊断患病，不过像何佳良和李金汉这样，愿意出来参与社交活动的非常少。社交俱乐部至今只有14人加入。
王翎菱鼓励患者的家人，一定要带他们出来多社交，她说：“有些人患病后，就变得很孤僻，但是慢慢鼓励他们出来后，现在也变成更快乐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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