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稿




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过去人们总认为,一国领导人必须具备丰富的政治资历以及相应的“高龄”,但如今,年轻似乎成了勇闯政坛的优势。37岁的新西兰总理阿德恩、31岁的奥地利候任总理库尔茨、39岁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近年世界政坛陆续出现不少40岁不到的领导人。他们的出现,可说是时势造英雄,而登上王者宝座后,这些嫩姜是否有“后劲”去施展他们的改革抱负、成为改造时势的真英雄?


《经济学人》曾在2011年指出一个有趣现象: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这四个重要发达国家人口老化之际,它们的领导人却越来越年轻。


当时该报道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英国首相卡梅伦都只有40多岁,而在上世纪50年代,受选民青睐的则是70多岁的丘吉尔、阿登纳等。若这样的趋势持续,未来这四国领导人的年龄将低于本国公民的中位数年龄。


如今在法国,这一天已经到来。39岁的马克龙是自拿破仑后法国最年轻的国家首脑,而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各国概况》,法国人的年龄中位数为41.4岁。


不过,马克龙在一众政坛“鲜肉”中算是比较“老”的,在他之后还出现两位80后领导人。


10月26日,37岁的阿德恩宣誓就任,成为新西兰160年来最年轻总理,同时也是全球最年轻女领导人。


10月15日,奥地利大选,31岁的库尔茨领导的人民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他目前正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进行组阁谈判,新政府预料可在圣诞节之前出炉,届时他将成为全球最年轻的国家领袖。四年前,他也以27岁“稚龄”,成为欧洲最年轻外长。


此外,今年6月就任的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也仅38岁。波罗的海三国的爱沙尼亚更是接连由年轻人掌权,现任总理拉塔斯去年11月走马上任时只有38岁,他的前任罗伊瓦斯2014年上台时才34岁。


2014年,意大利也选出该国历来最年轻的总理——时年39岁的伦齐。冰岛前总理京勒伊格松2013年当选时仅38岁,同样创下该国最年轻总理纪录。


这些新生代领袖以暴风骤雨之势,撼动传统政治体系,说明今天的选民看重的不仅是从政经验,年轻活力、个人魅力,以及政治说服力也很重要。


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者布莱斯·爱德华兹说:“在环球金融危机后,公众彻底重新为政治下定义。他们不再受限于政治人物必须有一定的经验、年龄或丰富资历的传统思维。”


《亚洲周刊》评论指出,新一代年轻领袖的共同经历,是在全球化发展最快的时代出生成长,经历了21世纪席卷西方世界的社会正义转型。他们对环保有深入的认知和负担、对社会公义有追求、对扶助弱势团体有怜悯、对全球化和国际合作有新的憧憬和盼望。


尽管行事风格与传统政客非常不同,但对政治的青涩反而凸显了他们的真诚和率直,这对选民来说很讨喜。


厌倦“新常态” 选民渴望改变


为什么会有人把国家的未来交托给一个31岁的小伙子?面对这个问题,当今世界的31岁年轻选民大概会反问:“为什么会有人把国家的未来交给一个70多岁的人?”


《南方周末》指出,西方年轻领导人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是过去10年间老一代领导人对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形形色色危机和变化应对不力,使选民对他们失去信心。


《华尔街日报》也认为,越来越多Y世代登上政坛高峰,不只是一个“统计异常”。目前世界许多民主国家的选民都在渴望变革,而能最快给他们“瘙痒”的方式,就是换一个生于新世代的新领导人“做做看”。


2007年经济大衰退与之后的高失业率、低增长等种种长期问题,是选民产生这种求变心理的原因。眼见国家无法恢复衰退前的增长水平,民众心生焦虑,但当权派却称,这是大家必须习惯的“新常态”。经济问题悬而未决之际,难民危机又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建制之风大兴,选民纷纷把选票投给承诺带来改变的马克龙、库尔茨等年轻脸孔。


英国智库Demos副总监索菲·盖斯顿指出,这些新生代领袖“要么被视为未受现有政治霸权污染,要么就像马克龙那样愿意冒险去挑战政治正统体制”。


对难民和移民问题持强硬立场,是库尔茨赢得奥地利选举的一个重要因素。奥地利经常被视为难民前往其他欧洲国家的中转站,但事实上,这个人口不到900万的国家单是在2015年就接收了9万名难民。


今年5月接管人民党后,库尔茨把党重新命名为“新人民党”,并把党代表色从黑色改为绿松石色,在短短几个月内使这个“老党”脱胎换骨。


他也把该党的中右立场进一步往右倾,在选战中主张变革,尤其是主打传统上是极右自由党所关注的移民问题。他支持关闭难民到欧洲的通道、限制给移民的福利款项、禁止全遮面头纱,并承诺要打击极端伊斯兰主义。


奥地利政治分析家托马斯·霍费尔指出,库尔茨“巧妙地”定位自己,提出社会大众可以接受的移民政策,成功吸引了部分原本要流向自由党的选票。他说:“移民问题使库尔茨成为一名明星……库尔茨虽然尝试制定政策来降低奥地利对移民的吸引力,但他不像(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那样对他们充满敌意。”


阿德恩对移民的立场也较为强硬,计划把新西兰每年的净移民人数减少3万人。她提出的其他多项政策,如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提供可负担房屋、免费大学教育、改善保健服务、抑制房价上涨等,也受到选民欢迎。


在截至6月的一年里,新西兰经济增长了2.5%,但人民对贫富悬殊扩大日益不满。救世军数据显示,新西兰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生活在收入低于贫穷线的家庭。


今年5月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新西兰人认为,该国的政治领袖“脱节”了,只有17%的人认为政治领袖会信守承诺,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希望看到改变。


今年8月,阿德恩临危受命,接替因党支持率狂跌不止而辞职的利特尔成为工党党魁,让许多选民看到了改变的曙光。工党也因此扭转劣势,尽管未能在选举中赢得多数议席,但仍得以和优先党组建联合政府。


阿德恩在上任前说:“采取不干预政策,放任市场去决定人民命运的政府,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国家或人民,而这是我们在过去九年所看到的。工党领导的将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政府。”


库尔茨也在胜选后表示,他获得选民委托进行改革,“我们必须创造新的政治模式与新的政治文化”。


英国加的夫大学威尔士治理中心的劳拉·麦克里斯特说,选民投选年轻领袖是基于对其竞选政纲的支持,认为他们会更重视长期被忽略的弱势群体,而且不会像一些老牌政治人物那样,只顾捞取政治利益。


擅长社交媒体与经营形象


过去,年轻人总体上对政治较不感兴趣,选举结果因此往往掌握在年长选民手中。《欧洲时报》指出,老一辈选民大多希望由一个熟悉的人物来领导国家,这意味着他们倾向于投选与自己年龄相仿,甚至是更年长的候选人。


如今,为了改变生活现状,尤其是减轻财务负担,年轻人纷纷开始关注选举,并用手中的一票来决定自己与国家的未来。


此外,相比年长一辈,年轻政客一般更擅长运用社交媒体来与选民建立直接联系、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与了解舆情。盖斯顿指出,“这使他们与主流政党的传统政治精英区别开来”。


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奎尔奇说,在选举中表现最好的候选人,往往是那些能够更好地利用社媒做宣传的人,因为相比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介,现在的年轻选民在决定支持对象时,更易受社交媒体影响。


阿德恩在推特上拥有超过10万名粉丝,是新西兰所有议员中最多的。她会亲切地回应网民各种提问,如被问及“你为什么这么乐观”时,她答道:“我是在哈密尔顿出生的。”被问到“你在从政前想当什么?”她说:“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会成为女警!”对于“当上总理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她则说:“我有很长的清单!我们的百日计划包括当中最重要的一些议题。在改善儿童贫困方面会有很多举措”。


库尔茨也常用社交媒体与公众互动。他28岁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说:“我提供的是年轻一代的视角……我们在面簿与推特上进行无界限的沟通。”


马克龙也善于通过社交媒体管理形象。今年6月,他通过推特发布在爱丽舍宫拍摄的官方肖像,照片背景中出现两部手机与翻开的书本等,这些物品都是他亲自排列的。分析员指出,他希望借此强调自己是一个决心使法国成为“新创公司国家”(Start-up Nation)的现代领导人。


被质疑没足够能力挑大任


有分析认为,随着英国脱欧、美国也在特朗普掌权下变得更“内向”,英美的影响力将减弱;欧洲多位年轻领导人则正以乐观态度展望自由开放的世界,使欧盟焕发生机并有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年轻领导也常被质疑,没有足够能力挑起大任。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高级政策研究员利伊克就表示:“他们看上去表面很光鲜,但内在与外表相配吗?”


年轻就是本钱,但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曾是前首相布莱尔讲稿撰写人的菲利普·柯林斯指出,年轻领导人的热忱并不能取代随着年龄而来的智慧,经验对执政者非常重要。他说,布莱尔曾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自己和其他政治人物面对的一个悖论:在较年轻、政治资本最雄厚时,他们的能力反而最低;当他们总算得心应手后,政治资本又已消耗殆尽,心有余而力不足。


柯林斯形容,政治人物“在大家开始憎恶你时,变得擅长政治”。他认为,相较于一蹴而就,年轻时就进入政坛但在较年长时才登顶,可能才是政治家最理想的职业轨迹。


新生代领袖中的一些人已经发现,实现改革大计并非单凭冲劲就能为之。马克龙在推行其劳动市场等改革计划时,就遭到大规模罢工与示威抗议。自5月上台以来,他的支持率不断下滑。


法国共和党籍议员达尼埃尔·法斯凯勒指出,马克龙正因缺乏经验而付出代价,太快登上总统宝座,可能使他被眼前艰巨的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亚洲周刊》则指出,老一代政治人物中也有抱持前瞻性视野与包容性胸怀的,而年轻领袖中也有保守、反对全球化的。因此,关键是政治领袖的心境年轻化,而不仅仅是生理年龄的年轻化,全球政坛需要超越年龄的智慧,才能解决今日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