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稿：用光影捕捉历史记忆

这个星期连续看了两部刻画中、韩国殇的历史伤痕片，心情有点沉重。

一部是中美合作、配合南京大屠杀80周年在历史频道分两晚播映，再现1937年南京浩劫的英语剧情纪录片集《南京之殇》（Scars of Nanking），另一部是再现1980年光州民运镇压惨案的韩国电影《逆权司机》（A Taxi Driver）。

这两部片有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在强权面前，小人物如何为正义奋起，想方设法把历史真相和相关信息公布于世。

人类如何铭记国殇？

有人用文字记录、有人用镜头捕捉、有人用纪念日悼念、有人用立法平反。对于国殇记录者来说，有两方面的东西必须记录，一是加害者和责任人，一是受害者。

岁月无情，历史记忆随着见证人的老去，一点一滴地流失。人们逐渐发现，其实最能触动人心的，并不是历史书上硬邦邦的文字记录，也不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一字一泪的口述历史，而是通过光影捕捉到的历史大现场录像、千锤百炼的纪录片和伤痕电影。

而近年越来越流行的剧情纪录片（docudrama），则采取了剧情片的拍摄手法和纪录片的历史模式，再现一个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件或议题，这类小人物／平凡人卷入动乱的题材，最容易引起共鸣。

先来谈《南京之殇》。它颠覆了传统纪录片的模式，采用全新再现手法，还原了外国人眼中的1937南京真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市民，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

我原以为这是西方人制作、通过西方人视角看中日战争的纪录片，直到上集播完，字幕打出它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和美国A+E电视网联合制作时，才恍然大悟这是中美主流媒体罕见相互合作的大制作。

1937年冬，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失守，二十多个在南京生活、普普通通的西方人，坚定地留下来救助百姓。他们中有传教士、医生、女教师和商人。他们通过日记和偷拍的影带，把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涉险把影带偷运出去，成为向西方传达真相和日后指证日本战犯的铁证。

据制作组表示，《南京之殇》没有煽情的控诉，没有说教式的罪行罗列，而是以具有高尚人道关怀的欧美人物为主角，还原这些外国人眼中的南京真相。

尤为重要的是，这是国内首次选择用完全西方人的视角和表述方式去讲南京大屠杀这一主题的纪录片，也是国内首次把南京大屠杀的主题通过纪录片方式搬上西方主流媒体的屏幕，使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能够让世界范围内更多的观众所知晓。

《南京之殇》上集侧重描写这批外国人的心路历程，引用了不少他们的日记和录像片段，加上幸存者的追忆和专家学者们精辟的讲解，感染力很强。中方制作人更不忘强调本片也传递了中国人的感恩情怀。

下集则侧重8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如何把他们对战争和创伤的记忆传承给下一代，它讲述一群高中生在制作人陪同下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的反思和一群五年级生在师长教导下如何铭记这段国殇。影片也揭露日本右翼集团极力否认这段历史的丑恶嘴脸，对日本右翼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和反击。

这套片集从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前夕起接连两天通过历史频道，在美国和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播，其影响力不言而喻。

起码对我来说，增加了不少历史知识。去过南京多次，也参观过纪念馆，但除了记得《拉贝日记》的作者德国商人拉贝这号人物之外，对于其他在南京事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外国人毫无印象。现在，总算认识了冒死拍照传教士马吉、把马吉所拍大屠杀纪录片偷运到上海冲洗并公布于世的费奇牧师（中文名费吴生）、开放金陵女校让南京妇女避难的魏特琳女校长（中文名华群）和日以继夜救治伤残的威尔逊医生（中文名韦如柏）。这些热爱中国，在大难当前坚定地选择了永不撤离的外国人的英勇事迹，和南京大屠杀一样，不该被后世遗忘。

意想不到的的是，下集用了不少画面讲述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呕心沥血写成《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经过和在日本右翼威胁下被逼疯而开枪自杀的悲剧。猜想张纯如是西方人最熟悉的南京事件作家，能引起观众共鸣。

《南京之殇》可说是中国故事与西方视角的融合：一段历史，双重表述，在国际合作中探寻全新视角，并对外国人当年拔刀相助感恩思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当天的国家公祭仪式上代表政府讲话时也感谢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牺牲的国际友人），在严谨感人的叙事中展现了中国越来越得心应手的软实力。

相比之下，韩国伤痕电影《逆权司机》则是以最商业化的方法讲述最悲壮的故事。

它讲述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期间，一名首尔出租车司机载着德国记者南下光州，目睹学生和市民惨遭杀戮的现场，以及经过重重关卡逃出光州，成功把录像带带出境的真人真事。

光州事件发生时，我在报馆当翻译，处理过多则相关新闻，通过文字、照片和电视银幕，照理对当时的场景十分熟悉，然而事隔多年，通过大银幕观看镇压场面，却又是另一种震撼。有好几幕戏还让我这个自认冷漠的老人看到热泪盈眶。

韩国针对光州事件和民运的电影已拍过好几部，且尺度越来越大胆，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此惦记自己的伤疤，不惜一次又一次的揭开来审视，这样的精神叫人敬佩。

跟《南京之殇》一样，《逆权司机》通过出租车司机和德国记者的视角，记录了参加民运的学生和市民惨遭全斗焕独裁政权军队残酷镇压的经历。

它已成为韩国本年度最叫座又叫好的冠军片。有影评家认为，《逆权司机》之所以卖座，是因为镜头毫不避讳地对准了血腥惨案，不含沙射影、不用考虑审查制度，而是坦坦荡荡的追问曾经的错误，让观众集体重温这段历史。

连文在寅总统也到戏院捧场，同德国记者的遗孀和饰演司机的韩国影帝一起观赏。

文在寅总统观影后透过青瓦台发言人表示：“当年民运的真相尚未被完全揭露，而这个绝对是我们作为后人的责任。我相信这部电影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已下令重新调查光州事件。

吊诡的是，这部再现1980年代光州事件和民运历史的电影，不但勾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它也在华语世界勾起了无限联想，让那些对1989年6月北京天安门事件稍有了解的人把两者串联起来。

《逆权司机》在中国被禁演，并在互联网上全面封禁和该片有关的评论和信息。但欲盖弥彰，反而引起海外华人的好奇和热议，纷纷上网查看中国网民的留言。

以下是几则有代表性的留言：

“光州的胶卷飞出了1980年韩国的铁丝网，却飞不出2017年中国的高墙。”

“回首往事，光州事件是一个死结，韩国已解开了，中国为什么依然无法解开？”

“我们有比这更好的故事，却不知道哪一天可以讲给世人听？”

“他们到底害怕什么？”

另一方面，互联网上对韩国电影界和《逆权司机》的勇气好评如潮，让韩国人应接不暇，并把赞赏视为督促自己拍出更多好戏的鞭策。

套句影评人的话，逆权司机能如此大尺度演绎过往的历史事件，与韩国官方直面、平反的态度脱不开关系。

然而，即便在全斗焕倒台之后，光州事件的平反仍然经历了漫长的争取和等待，直到1996年全斗焕等人被起诉，才获得法律上的平反。

光州事件后韩国走向民主化获得国际好评，《逆权司机》已被提名角逐下一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国影片，若能入围肯定将为国誉加分。

韩国人不断审视自己的伤口，想办法疗伤，它教育国民吸取过去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28年过去了，中国仍对“六四”噤声，但外国一直在看着这个伤口。

香港《明报》不久前报道，香港修订初中历史课本，首次加入中英谈判和基本法等内容，却没将“六四”事件纳入教材，在被媒体问道为何厚此薄彼时，香港教育局副秘书长陈翠华回应说，不会将“鸡毛蒜皮”事件放进课本，强调“中华千年历史难以巨细无遗放进课本”，结果遭有识之士围攻，甚至指责香港教育制度已经沦为洗脑机器。

龙应台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类似事例，说她早年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遇到一名从美国留学回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的上海女子，口操英语不屑地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中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她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他们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

看了《南京之殇》，我替中国发挥软力量，让更多外国人了解南京事件和谴责日本死不认错的行为喝彩。看了《逆权司机》，我为韩国平反光州事件和教育国人的努力喝彩。但我对“六四”不得平反更感到悲哀。那么多的目击者，那么多的影像铁证，这段历史是瞒不过的。

历史就是历史，不能掩盖、不能篡改、更不能忘记。

失去的历史遗迹更不会回来，柏林围墙倒塌后，由于柏林人痛恨其历史和德国人做事彻底的脾性，围墙已被拆得一干二净，几乎荡然无存。如今德国人开始后悔，担心后世德国民众很难真正了解那段历史原貌，只能靠纪录片来回顾历史。

据《南京之殇》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人数已不足百人。他们还在等待一个道歉，但加害者巴不得他们快点消逝。

还好，大屠杀纪念馆是建在当年惨案的原址之一，幸存者都不在了，后人还可回去缅怀。

时光不能倒流，今人回不去的历史现场，电影和纪录片可以还原，以最大的努力让后人了解先辈曾经遭受的创伤。

《逆权司机》创作组为求逼真，在光州事件旧址修筑了一道250公尺长的街区，还原当年街景。本地电视时事节目《星期二特写：浮生街影》制作认真、考究，利用电脑合成技术，配合旧纪录片老照片，再现许多消失了的街区，让老人家看了怀旧，让年轻一代了解历史原貌。

世界上，大概只有电影这门光和影的艺术，有这样的魔力吧。

近年越来越流行的剧情纪录片采取了剧情片的拍摄手法和纪录片的历史模式，再现一个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件或议题，这类小人物／平凡人卷入动乱的题材，最容易引起共鸣。

《南京之殇》颠覆了传统纪录片模式，采用全新再现手法，还原外国人眼中的1937南京真相。韩国伤痕电影《逆权司机》则以最商业化的方法讲述最悲壮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