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稿
韩国总统文在寅上任一年多来，提倡「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业界一片反对声浪中连续两年大幅提高最低时薪。可是，这个政策并没能改善经济情况，就业形势继续恶化，贫富差距也创下近十年来的新高。专家普遍认为，这意味着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政策已经失败；但政府一再强调，经济政策的效果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显现，政府不但不会停止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政策，还会加速推动。韩国经济和文在寅的政策正面临着严峻考验。
提高最低时薪是韩国文在寅政府倡议的“收入主导型增长”政策的重要内容，承诺最迟在2020年把最低时薪上调至1万韩元（12.09新元）。
若要实现这个目标，即每年的经济涨幅必须达到15%。韩国的最低时薪近年已从2017年的6470韩元（7.95新元）上调至7530韩元（9.13新元），涨幅达16.4%。
韩国政府原本坚持按计划，在2019年将最低时薪再提高到8350韩元（10.08新元），涨幅为10.9%。可是，文在寅最近承认，2020年恐怕无法实现最低时薪1万韩元的承诺，并对此深表歉意。
新增就业人口八年来最低 贫富差距指标创最高纪录
最新数据显示，韩国今年7月就业人口比去年同期仅增加5000人，新增就业人口创八年多以来的最低值。同时，反映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创下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些对于提倡收入主导增长的文在寅政府来说，是相当糟糕的成绩单。
根据韩国统计厅8月17日发布的数据，韩国今年7月就业人口比去年同期仅增加5000人，是2010年1月以来最少的一次。失业人数有104万人，连续七个月超过100万人。失业率为3.7%，比去年同期上升0.3个百分点。
韩国统计厅8月23日再发布了《2018年第二季度家庭收支动向调查（收入）结果》，显示今年第二季，收入下游20%家庭每月平均收入为133万韩元（1629新元），较去年同期少了7.6%。可是，收入上游20%的家庭平均月入达914万韩元（1万1230新元），同比增长10.3%。上游20%与下游20%的家庭平均月入差异为5.2倍。若以第二季度为基准，这是在2008年出现5.24倍之后的最大值。
韩国政府的解释是，这个现状是人口老龄化与行业状况不景气等原因造成，是韩国经济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所凸显的结果。政府表明，将通过增加财政预算，继续推动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政策。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政策室长张夏成是文在寅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他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经济政策能带来的长期效果。
张夏成8月26日在记者会上说：“文在寅政府推动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政策还不到一年，经济政策的效果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最近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政府应该加速推动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政策，而不是放弃这个政策。”
连续两年上调最低时薪 小企业无法负担开始裁员
然而，大部分专家判断，大幅提高最低时薪才是导致就业形势恶化、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最大始作俑者。韩国政府连续两年上调最低时薪后，不少小型企业因无法负担薪金成本，开始或考虑解雇大量兼职人员。
首尔江南经营面包连锁店的裴小姐（47岁）说，本届政府执政后，经济增长没见多大起色，但是在用人成本方面却给商家增加不少负担。
她的店里目前雇用八名全职员工，其他是兼职员工。她说，最低时薪上涨之后，为了减轻成本负担，未来只能减少雇用兼职工了。她希望政府能考虑上调时薪给个体商户带来的冲击。
金先生（53岁）是首尔江西区一家便利店的店主。他说：“上调最低时薪肯定加重店主的负担。文在寅政府的收入主导增长经济政策已经带来很多副作用。店主减少聘请人手，会让更多人丢失工作。上调最低时薪也会引起物价上涨，最终导致经济危机。韩国社会逐渐出现这种信号，政府为何还坚持上调明年的最低时薪？真是搞不懂。”
他还说：“个体商户也是韩国国民。目前韩国个体商户达400多万人，他们的生意受影响，意味着包括他们家属在内，有1200万人将受到影响。”据了解，韩国个体商户占整体商户的21%，远高过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成员国个体商户的平均占比（10%）。
韩国个体商户目前达480万人，经营状况堪忧；据统计，其中51%每月销售额不到383万韩元（4712新元）。每月销售额不到100万韩元（1230新元）的多达21%。
首尔江南经营美发店的林美京（41岁）认为，政府调整最低时薪应该看企业类型是否合适。
林美京说：“今年7月起实行每周工作不得超过52小时的制度，加上最低时薪上涨，资金压力就更大了。目前店里雇用五个人，她们一天只工作八小时，提高时薪后，每月多拿20万韩元（246新元）。算算受训成本以及餐费等，每人平均成本达200万韩元（2458新元）。……现在请一个连洗发都不会的新手，要教他技术，还得付200万韩元的工资，这是不是很不公平？”她说，开美发店之初，对租金会涨有心理准备，但没料到工资连续两年大涨。
“我真的不知所措，我得要考虑明年调整收费了。”
上调最低时薪肯定加重店主的负担。文在寅政府的收入主导增长经济政策已经带来很多副作用。店主减少聘请人手，会让更多人丢失工作。上调最低时薪也会引起物价上涨，最终导致经济危机。韩国社会逐渐出现这种信号，政府为何还坚持上调明年的最低时薪？真是搞不懂。——首尔江西区便利店店主金先生
最低时薪上调 年轻人最开心
最低时薪上调，最开心的要算是打工的年轻人了。他们认为韩国目前物价高涨，上调最低时薪是顺应社会的需要。
宋姓大学生（男，20岁）每周两天在24小时便利商店打工。为了多赚一点钱，他选择上夜班。他一天工作九小时，加上夜班补贴，时薪为8500韩元（10.45新元），一天能赚7万7000韩元（95新元）。
他受访时说：“有人会说，时薪8500韩元算不错了，但我发现钱还是不够用。如果去吃炸鸡，一只卖2万韩元（24.60新元）左右，我工作两小时也吃不上一只炸鸡。考虑到物价，应该要继续调高时薪才对。”
韩国经济在“灰犀牛”状态
目前在银行工作的金小姐（26岁）说:“我是釜山人，为了在首尔上班，租了一个小套房。每月房租是50万韩元（615新元），我的薪水扣除房租和基本生活费之后几乎无法存钱。调高时薪是应该的。”
韩国西江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李仁实把当前韩国经济处境的潜在危机比喻为“灰犀牛”（grey rhino）。
灰犀牛体型巨大，本不应该被忽视，但因其样貌愚笨粗拙，容易让人低估了它的风险。
李仁实指出，韩国的消费、雇佣、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普遍低迷，出口也偏向于半导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振兴经济，不断放款。“韩国经济正处于‘灰犀牛’状态。调高最低时薪、将每周最长工时从68小时缩短至52小时等的政策，不能排除会成为爆发矛盾的导火线。”
她表示，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有投资量、劳动量，以及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利用的效率。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文在寅政府的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可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景气的一种管理手段，但不能作为长期政策并予以推行。如把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将会导致企业投资下降和高收入阶层消费减少的局面。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日前接受韩国《京乡新闻》访问时说：“……一个国家提高最低时薪的同时，必须考虑提高最低时薪之后将给社会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大幅调高时薪是错误 学术界吁当局改变政策
经济陷入瓶颈，社会各阶层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突破经济困局成了当前韩国社会的集体忧虑。
《京乡新闻》发表社论指出，韩国有太多个体商户，为个体商户等工作的无固定工资者达683万人，占全体劳动力的25%。
这是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数（12%）的两倍。个体商户大部分是因为找不到合适工作而创业做生意。因此，为了突破瓶颈，政府应放眼未来产业领域，创造工作岗位。
《韩国经济》也发表社论指出，在文在寅政府支持率连续下跌的情况下，政府可能很难承认“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已经失败。
文章质问：“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大问题，政府承认错误或说一句‘重新检讨’为什么那么难？”
韩国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大幅调高时薪是个错误，呼吁当局改变政策，甚至更换负责经济政策的团队。
首尔市立大学经营系教授尹畅贤说：“在经济两极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最低时薪，岂不是火上添油吗？转变经济政策是文在寅政府当务之急。”
韩国科学技术院科技经营研究所教授李炳泰说：“没有考虑雇佣结构而大幅提高最低时薪，这就是造成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主要原因。”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表鹤吉指出：“如果不采取增长政策，分配也不会改善。由于收入主导增长政策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因此政府应该把经济政策完全转换为以增长为中心，也需要对经济团队进行人事调整。”
文在寅支持率大跌
最新发布的韩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文在寅原本颇高的支持率已经跌至56%，是历来的最低纪录。
民调机构Realmeter于8月20日至24日针对超过2500名成年男女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文在寅的国政支持率为56%，比前一周下跌0.3个百分点，这是以Realmeter统计为准创下的历史新低。此外，对文在寅履职给予负面评价的受访者达38%。
分析认为，就业形势持续恶化、在野党强烈敦促政府取消“收入主导型增长政策”，以及媒体对这些课题的报道，都对文在寅的支持率产生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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