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左右的新加坡在来自英国的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的眼中是个怎么样的地方？1854年至1982年之间，华莱士曾造访新加坡数次，住在坐落于武吉知马的耶稣会会所，仿佛拍立得的访客之眼加上博物学家的探索之心，总结出马赛克式的新加坡印象——“对于从欧洲来的旅行者而言，没有比新加坡的市与岛更有趣味的地方了。这个地方有各色东方种族，分歧宗教与多彩多姿的生活方式。”
华莱士对新加坡人文与自然地景的描述规律简短，像是一篇严谨的动植物素描手记，展现一名动植物学家专业的细微观察与精准刻画。阅读这类的博物学家手记其实就像是参观自然博物馆，清晰而有意义的讯息群把情感描述的话语权留给读者观众。这样的书写与阅读经验很像是马赛克艺术用色彩的碎片拼凑出一幅完整的轮廓，所有叙述的片段看似零碎，却都是为了一个中央的形象而服务；观看者动用了感知并在碎片的空隙里填充情感与想象，但所有微观的感官认知最终都还是被导向那个中央的巨幅形象，而每一块碎片所表达的细节此时则被选择性地忽略了。眼与心的视角转换暗示的是话语权威的钳制。
华莱士对新加坡华商的概述形容十分具体，在他的描述里，华商“多是身材肥胖的圆脸男人，拥有稳重务实的外貌，与最底下的苦力穿着相同的衣着，但料子较好，并总是干净整齐；长辫末端系有红丝带，直垂至脚跟。他在镇上会有一座气派的仓库或店铺，乡下还有一栋体面的住宅；他会养匹好马，并备有一辆轻便双轮马车，每逢黄昏便驱车而行，顶着光秃的头颅享受习习凉风。他颇富有，拥有好几家零售店及多艘双轨商用帆船，放高利贷并要求值钱的抵押品，他锱铢必较，年年发福又发财。”不讳言，华莱士对华商的描述其实塑造出的就是一种欧洲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客观到让人不寒而栗的笔调是博物学家亦是殖民者的权威叙述模式作祟，不过也不得不佩服他如生物素描般的笔下功力，看似破碎的叙述拼出了活灵活现的人物速写，尤其是黄昏驱车野游，锱铢必较年年发福发财的描述，竟巧妙体现了华人摇摆在闲逸与贪欲之间的精神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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