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情

秦晓鹰:中共十九大的政治取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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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揣测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外媒体乐此不疲的热门。尽管预测一个执政党的政治取向非常有趣,但也很危险。“危险”就在于,影响政治取向的因素非常多,如果在诸多的因素中漏掉或者误判了其中一项,其结果就可能完全两样。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象中共这样一个主导国家命运的政党的政治取向会是难解之谜呢?当然不是。

德国的黑格尔早就说过这样的睿智之言:“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可见,从过往的岁月中找到某些“东西”,未来的轮廓就大体清晰了。依笔者之见,最能影响中共未来政治取向的,首先是取决于它领导的中央政府在中共十八大后的五年中推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理念、政策、措施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其次是要看在面临国内外各类问题矛盾和冲突时,这个执政党曾经如何加以处理和应对。

第三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多数公众对这个执政党政绩的感性评价和对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

说到过去五年中国的变化,你可以随时找个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最关心国内外时事的北京市民聊聊天。不出10分钟,就会听到他们对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最高决策层惩治一大批贪腐官员的赞美之词。他们会说,这场迄今没有结束、大快人心的反腐风暴,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经济上,五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无非是以经济转型为核心内容的各类政策的强力推出,破除了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崇拜,确立了以供给侧改革为主导的发展理念。

为化解过剩产能,中共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造,其力度空前。在脱贫攻坚中,每年脱贫人口达到1000万人也颇为惊人。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今天,中国在不少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最近20个国家的在华留学生投票选出“中国新四大发明”,它们是高铁、网购、支付宝,再有就是所谓的共享单车。

是的,从买一杯咖啡到买一袋果蔬再到参加语言培训班,中国人都在使用手机支付平台。这个全球第一个使用纸币的东方古国很有可能变成第一个停止使用纸币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上,“一带一路”等宏大经济战略的践行,使中国的投资与回报都能不断产生叠加效应。几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增长中的发动机作用,让“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成了国际热点。中国在改变着自己的同时也改变着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让人相信,中国对外政策上保持低调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它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中正处在超车道上。

短短五年,有了以上这些成功业绩,中共“十九大”恐怕没有理由不延续习近平的治国理念。这个理念的政治含义其实质就是国家权威在一切领域的施展、覆盖和强化。

但是,中国在未来遇到的挑战仍然存在,有的挑战可能还会因为各种新旧矛盾的积累而变更加尖锐。这些挑战包括产能过剩的反弹、金融风险的把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失衡、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源的破坏与修复、留守儿童大量失孤与青少年犯罪、大城市病的频频爆发和农村空心化的加剧……所有这些,都让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前景。中共准备怎样应对这些矛盾,将决定它在“十九大”上将要选择的政治取向。

其实,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共的治国之路并不平坦。但它在面对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时,面对着复杂、剧烈、深刻的社会变革时,以及面对动荡不安瞬息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时,仍始终能够保持国家基本的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从中体现的基本有效的社会管理能力与习中央继任之初就下大决心全面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有关。

既然这种社会管理管控水平已经证明行之有效,中共“十九大”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行之有效的应对和处理矛盾印证的是中共的自信,而自信的政治含义只能是对国家权威的更紧密的依靠、对战略定力的更加自信。

最后一个决定中共“十九大”政治取向的就是中国多数公众对这个执政党的政绩评价和对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在这方面,中国各阶层公众的诉求多种多样。解决了生活需求的中产阶层对精神政治层面的诉求(包括对公权力的监督)相对集中,而其他阶层则常常感到生活需求上有压力,尽管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但国家出台的各种住房、医疗、就业等优惠政策又使他们抱有改变命运的希望。

而不论是处于哪一个层面哪一个群体,中国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社会不能生乱更不能生战。不把命运寄托于来世、而寄望于现世的中国人自然会非常重视社会稳定,並以这样的文化底蕴和人生视角来看待政治。这就为“十九大”的政治取向提供了广泛的公众基础。中共认为,老百姓寄希望于它的就是在继续砥砺奋进的同时,能夠行稳致远,把更多的财力物力和注意力倾注于民生,保证公众的安居乐业和小康愿望。而这一切的前提要以国家权威为保障。

以国家权威主义促进发展,继而再惠泽众生。这种雷霆雨露式的社会管控方式很有传统文化的色彩,也很符合中国多数公众的精神心态。但一些学者还是对此表示了置疑,认为这与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存在差距。而中国公众的乐观情绪与他们对国家财富支配的知情权要求偏低有关。当一些有官方背景的人很谨慎地提出中国可能会在2025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表时,遇到了学界的反驳。这种反驳主要基于这样的观点,即“中等收入陷阱”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经济快速发展后各类新旧社会矛盾久积而成的胶着混沌状态,是一种需要通过全面改革才可能跨越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系统。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完成工业化的根本标志,跨超与否如同实现工业化的毕业考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只有为数十分有限的几个国家通过了这场考试,中国能否在未来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这种历史性的跨越,人们在屏气观察。悲观者甚至担心中国在实现“全面小康”的2021年之后会进入一种繁荣掩饰下的多事之秋,即所谓的“繁荣的危险期”。

通过上述多方位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这样判断,今后中国的发展不管有多少困难和波折,中共“十九大”一定会是一次坚定地高擎国家权威主义旗帜的大会。中共将在这面旗帜下用更权威、更自信、更执着的力量去强力推动它所制定“两个百年”计划,去义无反顾地实现一个又一个惊世骇俗的发展目标:从百姓到国家,从中国到世界,从陆地到海洋到月球到太空……

(作者为中国时政观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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