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认为，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前提是中国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如果香港没有能力立国安法，这信任就被动摇。
据香港01报道， 田飞龙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并没有以法定程序收回对香港立法的授权，而是以直接立法方式先行规制，继续给香港留下本地立法的空间，可以看做再次保留了对香港本地立法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善意。
港府和香港社会应该准确理解中央留下的本地立法空间，在国家安全制度建设上及时跟进，避免逼迫中央再次启动“国安立法”的扩展程序。
他说，目前来看，无论是香港自治能力，还是香港社会理解与支持国家安全制度建设的意愿与共识程度，其实都在逼迫着中央重新评估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应该如何作为、如何推进。这种倒逼式的国家安全立法其实折射出香港高度自治能力的不足，折射出香港社会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与共识程度的不足。
在问及中央该如何最大限度最好解释工作，以免立法本身被利用，引发更大的反弹和民意海啸时，田飞龙说，港版国安法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中央主动管治作为，它可能不仅对香港社会，可能对“台独”和美国都会带来很大冲击，美国今后或会有制裁性反应。
他认为中央应该更好地通过若干机制与程序，解释清楚这部法律针对谁，这部法律规制什么，这部法律要保护什么，讲清楚法律的来龙去脉与利害得失，这样反而有利于香港社会理解中央的目标与尺度在哪里，逐步消解掉香港社会的疑虑与担忧。
至于港版国安法是否能重燃民主运动战火，田飞龙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无论是2003年的23条立法，还是2019年的《逃犯条例》修订，都是由特区政府来主推，这一次则是中央政府，而且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国人大直接出手，具有权威性，具有国家意志的完整性。
那么反对派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形势，他们也没有那么强的力量再来一次反修例运动。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随着美国加快同中国大陆脱钩的步伐，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制裁和政策影响力也在快速下降。
他还认为，香港社会的市民理性、家庭谈判的反转效应以及沉默大多数的理性归队，可以正在发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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