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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没打算在武汉日记中要和谁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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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中国武汉封城期间的《武汉日记》在批评声浪中,至今未出现中文版本。作者方方对此强调,她的记录客观且温和,根本没有打算要去和谁作对,并认为她可能没有颂扬政府,导致她有罪。

入选今年度英国广播公司(BBC)“巾帼百名”名单的方方在接受英广的访问中声称,无论是新作品还是旧作新版,她在中国都无法出版,也无法在中国国内纸媒上发表任何文字。

《武汉日记》目前有英语、德语版本,并且在海外发行,其中其外语发行引发了不小的批评声浪。方方曾在微信公众号“学人Scholar”4月发布的专访中,批评极左分子断章取义,曲意解读她的日记,造成社会与舆论分裂。

方方则在英广今天(26日)刊登的专访中说:“我不过是人被封在城里,记录了60天疫情的情况,就引起中国人如此大的撕裂,以及以极左势力为主的人们,对我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网络暴力,各种恶意辱骂、造谣构陷都以群体方式进行,这些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由此也可见极左势力在中国之嚣张,之有市场。”

英广的报道称,美国与德国两家出版社4月分别公布,他们将要出版方方所写的《武汉日记》的计划后,中国境内对方方的批评“达到了高峰”。

方方直到今天“仍很难理解”这些人对她的“仇恨”。她说:“在面对如此大的灾难之时,作为老百姓,唯有相信并依靠政府。所以,我也一直在帮助政府。包括提出意见,指出问题,也是一种帮助方式。政府做得好时,我也同样称赞他们。尽管如此,还是被那些人认定为是反党反政府,是卖国贼,是向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这些都是极其滑稽和荒唐的帽子。我可以很容易地从那些骂我的话中看到,他们大多根本没有看我写了什么。”

报道称,许多批评在之后转变成了人身攻击与生命威胁,这不仅影响到她的情绪,也影响到了她的事业。

方方也说:“这些无比荒唐的说法,竟得到相当一些官员的认同。他们宁左勿右,完全不去查证那些攻击言论是否属实。当然,也可能是我对百姓的同情,多于对政府的赞美。我没有谄媚和颂扬政府,所以我就有罪。这就没有办法了。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己的国家不准许出版他的作品,是件非常非常残酷的事。”

不过,方方仍然对当初记录日记的决定没有后悔,并说作为职业作家,因为冠病疫情被封在城中记录封城中的人与事是“本应该”做的事情。报道称,现在方方出门时,许多武汉人遇到她会非常热情,甚至仍不时有读者会送花到她的单位。她说:“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比官方表彰更重要的东西。”

方方也提到,她的记录无非同情了个体,批评了政府,也记下了抗疫的各种措施。“当然我也强烈地呼吁追责,如此而已。我没有义务去承担这些辱骂和恐吓。”

方方认为,她的日记在疫情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是因为这让大家知道封城期间她与他们在一起,安抚了焦虑的人们,二是她可以明确体会到,她的日记对政府起到了监督作用。

她说:“凡我提到的事,政府也在及时关注,并且有错即纠正。尽管我对政府早期的混乱有着严厉的批评,但后来省市主要领导换人后,抗疫的方式变得有序起来,我也给予了很多肯定。”

至于中国境外疫情,方方说,她没有资格评价其他国家的抗疫措施,但认为中国的许多抗疫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吸取。她说:“疫情期间,武汉人被迫封在城里,甚至禁足在家长达76天,代价真的很大,但沉重的代价换来的是现在完全没有疫情的、自由生活的武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又觉得当时做法,也是必须。”

但方方也说,别的国家处理得不好,并不意味着她批评中国早期的混乱局面就是错的,她认为中国早期确实对疫情“漠视、延误和隐瞒”。

协助将《武汉日记》翻译成英文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认为,方方面临网络攻击后表现出来的坚强,归根到底是因为“那个基本且基础性的信念,即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不过,白睿文强调,方方不是异见人士,“她不是(像一些喷子所声称的那样)呼吁推翻政府,她是一个在武汉封城期间记录自己所见所想,记录自己经历的个人。”

白睿文说:“方方说出了真相,她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出于她对她同胞深深的热爱和同情。从很多方面来说,我在阅读《武汉日记》时感觉,这不是什么揭露黑暗,而是一个作者在至暗时刻对她家乡写下的一封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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