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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察:大规模逮捕后 香港泛民何去何从?

一众泛民主派人士如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后排左一)、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排中)去年7月为泛民主派初选举行街头造势活动。(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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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香港泛民主派人士昨天被捕,在香港与西方舆论闹得沸沸扬扬。泛民经此一击后,会不会一蹶不振,还是以此作为转型的契机,成为一个“忠诚反对派”继续立足香港政坛,这个课题受到关注。

香港反修例抗争于2019年6月爆发后,一向属于香港政治光谱中较弱势一方的泛民,突然变成焦点,无论是政治能量、支持度、或者讨论度都直线上升。在声势最高峰时期,泛民在2019年11月底的区议会选举中,一举拿下全港18个区议会中的17个,震撼香港建制派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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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60名泛民阵营的香港区议会当选人,前年11月25日在区选结果公布后前往香港理工大学,声援仍躲在校园内的反修例抗争者,呼吁警方撤除包围。(路透社)

不过,自从《香港国安法》去年6月推出后,泛民的政治地位开始不断被动摇:先是该法例通过当天,部分泛民本土派组织相继宣布解散或停止在港活动,其中包括黄之锋所属的香港众志等;之后在7月底,黄之锋等12名泛民人士,被取消同年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参选资格(在香港俗称被“DQ”)。

港府表示,该决定是根据《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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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街头的一面《香港国安法》的公共告示板。(法新社)

去年8月,向来高调支持泛民的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国安法》被捕,其创办的《苹果日报》办公室也被警方搜查。随后,不少泛民人士相继被捕,当中也有些因担心被捕,而远走国外寻求政治庇护,包括目前在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

但真正让泛民元气大伤的,是去年11月宣布集体总辞一事。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在此不赘述。不过,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泛民自此几乎在立法会全军覆没,总数70人的香港立法会如今只剩下43名议员,其中41名属建制派。

这意味着,代表香港社会某部分声音的泛民,失去了立法会与议会斗争的舞台,也可能失去了一些民意的支持。

经常在香港媒体上,代中联办解说政策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去年12月底就此撰文指出,对于泛民或从政人士来讲,所谓出路,主要是参选获取议席。泛民如果没有议会席位,失去议会平台,就没有政治能量可言,就等于是“亡党”。

其实,他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如果泛民失去议员的头衔和光环,就会失去社会影响力,也就不会有人会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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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昨早被捕后,被押往至马鞍山警署。(彭博社)

从香港社会对于大批泛民人士昨天被捕的反应来看,卢文端的观点相等于一种“预言”。比如,事件发生至今,泛民内部都没有任何团体申请集会示威。再者,也没有任何民众上街声援这些被捕人士。

对比之下,在反修例期间,泛民每每举行游行集会都有上千上万人参与,上述情景从侧面反映了泛民阵营的影响力、政治能量都已大幅锐减,长此以往,今后恐怕难以在香港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不过,卢文端也指出,泛民在香港社会上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会被边缘化,“这是香港的政治现实”。

他去年8月在《明报》评论文章中,引述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的谈话说,北京制定《香港国安法》绝对不是把“泛民阵营作为一个假想敌”,而是聚焦打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对此,卢文端建议泛民朝“忠诚反对派”方向调整。

他说,“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源于西方,其主要特征是在野政党虽然反对执政党的执政纲领或政策,但忠诚于现行的宪政体制,不会挑战现存宪政体制的合法性,不会引入外来势力干预本国内部事务;“忠诚反对派”的理念对香港的泛民有启示意义。

他并表示,北京当然希望泛民能够成为香港的“忠诚反对派”,希望泛民忠诚于“一国两制”的宪政体制,不要寻求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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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岳桥(前排左一)、梁继昌(左二)、郭家麒(右二)和郭荣铿(右一)去年11月11日被港府褫夺立法会议员资格,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中)与其余泛民主派议员即宣布在隔天集体辞职。(路透社)

同样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早前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也认为,北京并非想全面封杀香港反对派,一直有给予空间,故泛民日后仍然可以继续当反对派,但不能有颠复国家政权的行为。

这些都是代表北京方面对香港泛民的喊话,但是泛民是否认同北京所定下的“忠诚反对派”的标准?他们是否能够认同现存宪政体制,包括《香港国安法》落地后的宪政体制?以及更重要的是,泛民“转型”后是否还能取得其传统支持者的认同?如果失去社会支持,他们同样也会失政治舞台。对香港泛民来说,两条路都不好选择。其他的路又是什么呢?未来港人又会通过采取哪些政治渠道来抗争?这些问题,正越来越突出的摆在香港政坛与社会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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