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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察:工作至死——中国式过劳面面观

加班现象在中国已不是潜规则,而是浮在表面的“打工人”群像,已然成为中国企业乃至社会文化的一环。(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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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996.ICU?工作996,生病ICU。”——2019年3月27日,一名中国程序员在软件托管平台GitHub建立“996·ICU”项目,点燃了围绕中国科企加班现象的持久争论。底层员工对996怨声载道;科企大佬称之为福报,激烈争辩一度随着新闻热点淡去而消减,直到去年12月29日,生意蒸蒸日上的中国电商拼多多一名22岁女员工下班后猝死,舆论场对加班文化的争议再度燃起。

没错,996(朝九晚九每周工作六天)、007(零时工作到零时每周工作七天,也指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随时待命)等加班现象在中国已不是潜规则,而是浮在表面的“打工人”群像,已然成为中国企业乃至社会文化的一环。一般人对中国加班文化仅有笼统的认知,觉得那是互联网“大公司”的独有风景线。但细看之下,中国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加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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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ICU的发起人解释称,“996”指很多中国科技公司要求每天早9点一直工作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互联网)

《北京商报》在2019年11月26日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互联网公司作为加班重灾区,“996”甚至是更长的工作时长已经被视为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种制度正在蔓延到其他行业,如快递员、医疗、媒体及其他企业员工。”

2020年11月,深圳一名外卖员小林送餐时为了赶时间而闯红灯,被出租车撞成重伤,昏迷两个多月;12月21日,43岁的“饿了么”外卖骑手韩某在配送了33单外卖后猝死。

在医疗行业,加班过劳常八九,遇到大规模公共卫生时间,医护人员加班加点,过劳猝死的案例也曾发生。去年2月3日,湖南衡阳衡山县东湖镇马迹卫生院药剂组副组长、28岁的宋英杰在抗疫期间多日连续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于2月3日猝死在医院的宿舍。

其他行业如法律、媒体等也难以幸免。曾在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许吉如在B站一段有近85万播放率的演讲视频中说,她周末需要加班,往往工作时间是“9到5”(早上9点到隔天早上5点),在这段2019年7月22日上传的视频中,许吉如说:“入行之前我想过这行会很辛苦,但没想到会这样的辛苦。”

拥有哈佛硕士学位的许吉如一度尝试演艺行业,发现不同的困难与艰苦。她在视频中坦言,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困难,“有的苦在透支健康、有的苦在透支情绪。”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3年7月盘点了中国13大过劳死频发高危职业。高级审计师、IT业从业者、外企500强精英位列前三。

事实上,中国不同行业雇员的过劳现象一直都存在,2011年4月10日晚,普华永道上海办事处的25岁初级审计员潘洁因急性脑膜炎不治身亡,尽管普华永道否认她为“过劳死”,事件仍引起白领阶层对“过劳死”的担忧。

更早的案例也有,如2006年在工作岗位上猝死的25岁华为员工胡新宇、2005年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死于心肌梗塞的36岁清华教授焦连伟。
多年下来,累计的过劳猝死案例也不少,但一直没有引起想当下一样的广泛且持久性的舆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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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下来,中国累计的过劳猝死案例不少。(互联网)

关于“过劳死”的新闻,此前多为零星的孤立事件被报道,每隔一段时间,在各行各业都会浮现几起,而从2019年“996”的讨论伊始,则主要聚焦着中国科技企业的加班文化。除了科技行业本身的高强度性质外,也与中国科技企业成为“庞然大物”有关,作为房间里的大象,除了产品、盈利外,企业文化,员工福利等等都成为绕不开话题,被众人放大审视,不断讨论。因此,每隔一段时间,有科企员工过劳死的新闻曝出时,尚未冷却的锅自然要再度“炸开”。

而“过劳死”的事件时而发生,也与中国政府对劳工的权益保障力度仍不足。《南方日报》在2019年4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从法律意义上讲,996工作制直接把加班转换为对员工的正常工作时间要求,与法律规定的标准工时明显不符。” 近期中国科企接二连三因涉嫌垄断而被调查,却未曾听过任何科企因为让员工过量加班而被处罚,上海劳动监察部门目前虽然已对拼多多员工过劳死介入调查,但能否改变现状,大家也在观望。

由于没有法律与政策的硬性规定,“中国式过劳”演化一种极为主观且模糊的概念,譬如一些人在抱怨996透支健康之余,另一群人却反驳这根本不算什么,每天工作13至15小时算常态,马云就曾公开称996是“福报”。一些人投诉被迫加班掩盖了效率低下问题,也有人认为加班让企业效率突飞猛进。因此什么才是真正的“过劳”以及它的利弊,已够人们争论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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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说,996加班是员工的福报。(互联网)

“加班文化”,到底是“先苦后甜”“铁棒磨成针”,趁年轻拼搏,用“狼性青年”来换得中国科技企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还是剥削和压制劳工的不合理、甚至不可持续发展?

从数据上说,中国猝死的情况不可轻视, 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显示,中国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数约为54.4万。中国媒体测算,这远远高于自杀、交通事故和白血病引起的死亡人数,相当于每天近1500个人发生猝死,每分钟就有一人因心脏原因猝死,并且抢救成功率不足1%。

过劳非中国独有现象

不过,如果纵向比较,中国心源性猝死的案例占人口比例,其实还是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低。而现有的数据,也无法反映出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猝死的人数中有多少与“过劳”有关。能确定的是, 加班与过劳文化并非中国独有,日本与美国一些城市也被普遍认为是加班族的聚集地。

日本一向被认为是加班过度的“加班国度”,而且频繁的加班与大批的高龄打工者已是当地历久不衰的企业文化。员工因为工作劳累而死亡的案例时而有之。事实上,“过劳死”这个词,也是源于日本的舶来词。2002年,《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收录了来自日语的词汇“karoshi”(过劳死)。早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前的1988年,日本人均劳动时间是2480小时。这意味着除去法定节假日,单单算工作日,日本人均日工作时长是10小时。当年,日本功能饮料Regain的广告语成为了年度流行语,那句话对于加班族极具吸引力:你能24小时作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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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功能饮料Regain的广告时常标榜该产品能让人精神24小时,以吸引当地加班族购买。(互联网)

但很快,过劳死成为日本难以彻底祛除的社会性灾难。日本官方对过劳死的定义是:每个月加班80个小时,因过度疲劳造成的死亡。但据日本《读卖新闻》去年报道,日本官方最新公布的公务员工作时间调查显示,该国超三成年轻公务员的月均加班时间,都超过了80个小时的“过劳死线”。

在美国加州的硅谷、纽约的华尔街也一样加班成风,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瑞·菲佛在2018年出版的书《工作致死》里说,过劳已经成为人们死亡的第五大原因,他估计美国人每年死于工作的人数是12万。

刚刚晋升世界首富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就是加班狂人。据传他最近一次请病假是在2001年,当时他得了疟疾。有一回,员工因孩子出生错过一场活动,特斯拉马上发邮件训斥:“这不是借口,你要弄清楚什么对你来说更重要。我们正在改变世界,如果你不打算全力以赴,那就别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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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晋升世界首富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就是加班狂人。(互联网)

不过,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年轻的生命因“过劳”牺牲,不管是对当事人、其家人或社会都是重大损失。而在高速发展以及在某种社会文化,过劳情况更难避免。

过劳致死肯定是谁都不愿意的,在中国而言,这迫切需要《劳动法》长出牙齿,惩处强制员工过量加班的企业;至于普遍的过劳现象的问题,思考的焦点可能要放在普遍民众有多少选择的问题,是否大多数人可以不用“过劳”而继续过体面生活的选择?可以不用“过劳”而维持一定的职业前景?如果这些选择足够充分,那么社会上存在或高或低的“过劳”情况,也就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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