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认为，“爱国者治港”要求在过去太宽松，既会让“反中乱港势力”进入管治架构，内部颠覆，并让香港建制派内部出现“两面派”。
田飞龙在香港报章《am730》官网今天（12日）刊登的专访中指部分两面派同时拿中国和西方利益，却不愿在政治斗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有些人欠缺能力，不思进取，不主动作为，不积极履行管治责任，回应民生疾苦、社会关切，加剧香港社会运动走向更激烈方向。
回顾反修例抗争，田飞龙引用“香港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的说法，称当时除了香港警队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机构、公务员代表人物真正勇敢站出来，坚持法治的立场，止暴制乱，与中央关切的国家主权安全利益站在一起。
田飞龙也指两面派人士当时非常多，无论是立法会、法院，甚至特区政府的很多部门，包括高官，都不敢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够表现出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加上香港没能力完成23条立法，这样的自治给国家安全造成很大的漏洞。
田飞龙在分析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矛盾时说，中国中央政府早前认为，当时香港的制度与生活方式相对优越，相对发达或现代化，而大陆的现代化则刚刚起步，在经济改革、制度建设与国际互动方面也缺乏系统经验，所以没有客观条件谈融合。
他认为，中央在香港回归初期，侧重支持香港已有制度及已有优势，以“井水不犯河水”的理念管治，直到2012年“十八大”之后，才提及融合工作，让一国两制之间提升良性互动、结合，提升国家安全、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香港认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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