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新加坡
岳缘／文
在那个每天上学只有一毛钱零用钱的时代，“妈妈店”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妈妈店”是俗称Mama Shop的译音，Mama在淡米尔语是“大叔”的意思，所以“妈妈店”就可以理解为“印度大叔便利店”了。伴我童年的“妈妈店”就在上学必经路上那排商店转角的骑楼旁边，店主高高瘦瘦，典型的印度人。
五六十年代的“妈妈店”被印度人垄断。就在一个6平方米左右的小空间，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商品，琳琅满目。杂货、零食、药品、文具、玩具应有尽有。货品的摆设有它自成一格的分类和逻辑，井井有条，位尽其用，要什么只要一开声，大叔都能拿给你。一般上大叔都算是“语言天才”，无论英文、马来语、福建话都讲得头头是道，为各不同族群服务。
“妈妈店”深得我们欢迎，因为店主有生意头脑，几乎把所有东西都化整为零来卖，每一样东西的基本价都是5分或1毛钱。椰子糖、杂果糖5分钱两颗，一毛钱五颗；“555”小记事簿一本1毛钱，“吉宁蕉”5分一条，一盒（粒）泡泡口香糖、三粒话梅（用旧报纸包）各为5分钱。所以“妈妈店”在我们眼中简直就是“廉价零售百货便利店”了。
在“海峡时报创报170年”展里看到一张摄于1950年的照片，那是早期在丝丝街的一间“妈妈店”。在一个不到3米见方的“小洞”，摊主连站立的地方也没有，但是却摆满日常方便食用品。饼干、香烟、香蕉、槟榔、擦鞋油、药油驱风油甚至瓶装汽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间典型的“妈妈店”。其实印度大叔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强，跟着顾客群和消费能力的不同，每间“妈妈店”卖的东西都会有所差别，价钱当然也会适度的调整。
随着时代的改变，政府组屋林立和国人消费能力的提高，很多“妈妈店”都搬到组屋底层，或提升到较大的店面，售卖的东西也更加多样化，与一般的杂货便利店等直接竞争；但更多的“妈妈店”则被时代淘汰。
上中学后，少吃零食，去“妈妈店”的次数慢慢减少。记得最后一次与“妈妈店”交易应该在国民服役前一天，买了一包两毛钱五颗装的黑色“老人标咳嗽糖”，和一把刮胡刀；那已是近40年前的事，那间“妈妈店”已不知所终。圣诞节前夕经过杜佛路（Dover Road）时，忽然看到组屋楼下有一间“妈妈店”，那个第二代店主说，他的店已有30多年的历史，虽然说要保持低调，腼腆的店主最后还是让我拍了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