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叔叔胡愈之到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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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序威/文·图

88岁的作者胡序威是中国著名文化人、《南洋商报》前总编辑胡愈之的侄子,战后曾在新加坡居住两年。近20年间他两度重访狮城,并撰文记下70年前在本地的工作片段,遂为战后华文报业史乃至文化史留下不可多得的史料。

我是胡愈之的侄子,学名序威,乳名霞飞。在我1928年出生时,正逢叔叔胡愈之去法国留学,他给我取了个法国名将“霞飞”这个乳名。

自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五卅”流血惨案后,胡愈之的专业兴趣开始由文学转向国际问题研究。他给几个侄子取的乳名,均为世界伟人,如列宁(序平)、林肯(序介)、歌德(序文)等。1931年他从法国回来后不久,就发生日本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九一八”事变。接着,其长期就职的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被日机炸毁,他就回到浙江上虞家乡养病数月。

他膝下无子女,很喜欢我们这些孩子,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大爹。他曾让侄儿女们围绕着他,各自任选一份以报纸包裹的内容各不相同的玩具礼品,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自1932年夏离开家乡重返上海后,胡愈之就全身心投入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开始全民抗战的早期,他从上海孤岛转战于武汉、桂林等地的抗日文化战线。1941年受周恩来派遣,应陈嘉庚之邀,赴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笔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即将沦陷时,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与当时在新加坡的郁达夫、王任叔等一大批文化人共同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避难。就在二次大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有中国大陆的媒体谣传胡愈之已在南洋流亡中病故的消息。《中学生》杂志还为此出了《纪念胡愈之专辑》,叶圣陶、茅盾等众多文化人写了悼念文章,在家乡的亲人也都信以为真,深陷悲痛。

我因家境困难,只念了两年半中学就失学了,战后开始在上虞北乡当小学教员。1946年,从郑振铎主编的《民主》杂志上看到载有胡愈之撰写的文章《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文末还附有编者说明:胡愈之不仅仍健在人世,而且战后又回到新加坡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和《风下》周刊,并正在筹办《南侨日报》。对此,我们真是喜出望外。我试着按编者提供的通信地址,给大爹去信,希望能到南洋参加文化出版工作。

进入新南洋出版社工作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大爹的回信,同意我去新加坡工作。经过一番筹措,于1947年夏,我随二妈及其子女序介、序因离别家乡经上海到香港,在时任《南侨日报》驻港特派员的二爹胡仲持家中住了个把月。

9月我独自一人搭乘小海轮的底层统舱,经四五天的风浪颠簸到达新加坡。因当局担心我们这些底层统舱客带入传染病菌,须先在棋樟山隔离观察两天,才让我们进入口岸。

在那天我办完入境手续后,就匆匆地叫了一辆三轮车按手书地址直奔《南侨日报》社。根本没有想到大爹竟会亲自到码头去接我,拿了我托他办签证用的一张半身照片,在入口处逐个对照,直到入境的人走尽后回到报社才见到我。他先把我带到自己在加东海滨的家中住下。这是一所建在临海沙滩上的被称为亚答屋的高脚木屋,是大爹的挚友、新加坡上海书局老板陈岳书无偿借给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居住的,离陈岳书家仅数十步之遥。

在加东海滨家中,大爹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将他以沙平笔名发表的连载于《风下》周刊的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剪贴成集,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一遍,遇有错漏字或不明白处,以铅笔划出,供他最终修订后交香港文化供应社出版。这是在他生平写作中唯一的一部以华侨少年为主人翁,以梦游憧憬中的新中国为主要内容的科幻小说。我读后深为其优美的文笔和奇特的情节所感动。

一星期后,大爹带我进新南洋出版社参加工作,安排我主要负责邮购业务,并兼顾门市营销书刊的收款工作。

新南洋出版社和《南侨日报》社同设在吉宁街(Cross Street)42号一幢老旧三层店屋内。楼下居中的前半间为新南洋出版社门市部,后半间为《南侨日报》的印报机和发行部,编辑部和排字房都在楼上。新南洋出版社主要出版发行胡愈之主编的《风下》周刊和沈兹九主编的《新妇女》月刊两种期刊,同时还经销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各种文化书刊,其中不少是左派刊物。这对我这个刚来自战后严重白色恐怖笼罩的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很自然地把这里视为自由开放的文化乐园。

由于新南洋出版社离加东海滨郊区较远,每天乘公交上下班很不方便,大爹给我在市区内生活印书馆的楼上找了一个住处。从离出版社不远的莱佛士广场乘电车往北两站即可到达生活印书馆。这是一幢面对马路(可能是今天的珠烈街)、较为破旧的二层店屋。楼下是生活印书馆的厂房,楼上办了一所后觉公学。为了纪念马华教育工作者、世界语先驱、因抗日而遇难的郭后觉烈士,由陈岳书出资赞助办了这所以烈士命名的小学校,聘请了一位由胡愈之推荐的青年世界语工作者吕咪任该校校长,晚上还给成年人办世界语辅导班。楼上居中的一大间为教室和学员活动场所,东侧是吕咪夫妇的宿舍,我住在西侧宿舍被木板分隔的小房间内。

生活印书馆经理的一位名叫周毅的儿子,白天在英语学校学习,晚上与我同住一室。还有一位郭后觉遗孀吴瑞英的内侄女,在生活印书馆当女工的桂兰大姐,是我们的邻居。他们都很热情地关照我的生活,一再叮嘱我对这里的热带湿热气候定要坚持早晚两次冲凉。

每天早晨起床冲凉、洗漱后,到楼下门口印度人摆的小摊上,喝碗牛奶咖啡,吃两片椰酱面包,就去出版社上班。遇有无顾客登门的工作间隙,可以随意翻阅自己爱看的书报杂志。每日中、晚两餐伙食,均由《南侨日报》食堂承包。

读者邮购服务遍及东南亚

由于我的办公桌正处在面对大门口不远的中间位置,每天进出报社的职工都会见到我。平时与我工作联系密切的同事有陈镇权、林子文等。同事们多知道我是胡愈之的侄子,有的还知道我的乳名叫“霞飞”,可惜我迄今只记得少数编辑记者的名字,如胡伟夫、彭赫生、朱奇卓、吴柳斯等。每天来新南洋出版社看书、购书的顾客可不少,有些富有青春活力的青年学生很引起我的注意,然因无机会进行彼此交流而感到遗憾。

通过邮购工作,我与一些邮购读者广泛建立了书面联系。除帮助选购书刊邮寄外,有时还在书信往返中相互交流思想。我的邮购工作的服务面遍及现今的东南亚各国。凡是《南侨日报》发行所及的地方,就有新南洋出版社的邮购读者。我与邮购读者的通信,均用“胡畏”的笔名。与我邮购通信较频繁的读者,已成为我从未见过面的朋友。《风下》周刊创办了《风下》青年自学辅导社,还发动了读好书运动。

我为了练习写作,曾在《风下》“一周一书”专栏中,发表过几篇文末署有“飞”字的对黎乃涵著《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孙起孟等著《学习国文的新路》等几本好书的简短书评。同时还在《南侨日报》的“读者园地”,发表过以“胡畏”署名的推荐刘白羽的报告文学集《为祖国而战》的长文。

结识不少本地文化人

星期日我常去大爹家。他们请了一位广东阿婶帮助料理家务。我去那里,不仅可在海边游泳,还可吃到由阿婶精心制作的美味可口的饭菜。

休息日在大爹家经常有宾客来访,使我认识了不少大爹的朋友,如当时在新加坡的文化人张楚琨、汪金丁等。有时我也利用休假日与出版社和报社的青年朋友同去海滨郊游。此外,我还曾两次参加由《南侨日报》社组织的职工集体参观游览活动。一次是参观怡和轩俱乐部,另一次是跨越柔佛海峡去马来半岛的柔佛公园游览。这是我在新加坡两年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出境游。

1948年4月,大爹去香港办事。6月,英国殖民当局颁布《英属海峡殖民地紧急法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对中国民主同盟在新马的活动也严加限制。7月,时任新南洋出版社社长的伯母沈兹九也离新赴港,与大爹会合。原新南洋出版社经理陈仲达(钟钊荣)和编辑部主任张明伦(启程)均相继被驱离回国。《风下》《新妇女》被迫停刊,门市部经销的不少书刊被列为禁书,由继任的年轻经理林子文暂时支撑维持门面。亲人的离开和当地形势的剧变,曾一度使我感到孤独和彷徨。

1949年春,大爹托人转来一张字条,要我自行设法经香港回国。这一万里来鸿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无限温暖,从此我就作回国的积极准备。我在新南洋出版社的每月工资仅10元叻币(当时新加坡的货币),扣除伙食费和日常零用,每月只能结余三四元。至1949年9月,当我已累计积攒到80余元,已凑足可供回国川资时,就决定在我来新加坡已满两年之际离开这里。买到赴港船票后,我先到桥南路侨兴国货公司向陈岳书先生辞行,没有想到临别时他送我一个用作川资补助的100元叻币的大红包,竟比我两年工资所积攒的还多。接着我又到桥北路向上海书局的经理、陈岳书的女婿温平先生辞行,他邀请当时我的经理林子文作陪,在一家餐馆为我饯行。这也是我那时在新加坡唯一的一次进餐馆用餐。

在经香港、天津的多天旅途后,我在1949年抵达北京,回到大爹身边。早期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和工作,自1954年后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事经济地理、区域规划与城市发展研究。原在《南侨日报》社和新南洋出版社任职的主要成员,后来也多已陆续回国,其中有不少归侨仍与胡愈之保持联系。当年休息日我在大爹家最常见到的、新南洋出版社年轻经理林子文,此时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从事印尼语翻译。据说他仍有一位兄弟留在新加坡。

对新加坡一直持有一份特殊情怀

尽管我只在新加坡过了短暂的两年生活,但至今对新加坡几十年来的历史变化,以及对新加坡涉及中华文化的人和事,一直持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胡愈之于1986年逝世后,我曾与现今新加坡的一些文化人有过接触和交往。1996年,我们曾邀请《联合早报》记者区如柏女士到中国浙江上虞参加胡愈之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当时在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林万菁博士,曾向我寄赠其学术专著《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内有专门论述胡愈之的重要章节。

由骆明先生领导的新加坡文艺协会也曾给我寄来一册内含胡愈之和沈兹九事迹的《南来作家研究资料》,我则给他们筹建的“新华文学馆”寄去一些有关胡愈之的著作。

自1998年,我两度来到新加坡,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新加坡市容面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个我曾生活过的老旧低矮、杂乱滞后的城市,已变成一个高楼林立、环境优美,而且高度现代化的城市。

自开放赴新加坡自由行旅游以来,我很想能以稍充裕的时间再次重游新加坡,亲自到我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具体地点去踏看一下,若有机会还希望能见到曾与我有过交往的老友或其后人。此计划曾因老伴身体不好被一再拖延。直到去年(2015年)10月下旬才由子女陪同实现了重游新加坡的愿望。

然而,这次为时五天的新加坡自由行,留给我的却是遗憾多于喜悦。我很想见到的旧友和以往熟人,一个也没有见到。好不容易联系上陈岳书先生的小儿子陈蒙志,他带姐姐一起来旅馆看我。我在新加坡时他们都还很小,未曾见过面。我们只能共同回忆陈家的往事和陈岳书与胡愈之之间的珍贵友谊。我对陈家经营的历史悠久的上海书局竟已歇业倒闭,深为惋惜。

在旧地重游的过程中,凡是我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今天都已变成高楼大厦或宽敞的马路,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痕迹。漂亮的加东海滨,已被填海造地向外推移了好多公里,已见不到任何亚答屋的踪影。与我1998年见到的新加坡作比较来看17年的变化,城市更繁荣了,高楼大厦更多了,但城市人口密度和汽车行驶密度也更大了。

此行最大的喜悦,是我们在临走那一天找到了新加坡文学馆,受到新加坡文艺协会前任会长骆明和现任会长成君等热情接待,他们还向我们赠送了数十册新加坡的华文文学著作。他们数十年来为发展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执着努力和卓越奉献,不能不使我们为之钦佩。我会把他们的赠书,送交上虞图书馆、胡愈之纪念室保存,为那段历史留下记录,供有志于研究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读者借阅。

(作者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地理部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文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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