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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教授:五四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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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有两位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这一假说,震撼了学术界,也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文化反思。这两位学者堪称中文学术界的“传奇夫妻”,他们是金观涛和刘青峰。

金观涛教授1947年出生在杭州,父亲金松寿曾担任杭州大学化学系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金观涛在北京大学念化学。文革对这位年轻人造成的思想冲击很大,好在他从小喜欢画画,文革期间进了北大美术队,专门画毛泽东像。画画让他表面上参加了运动,实际上他反而得以利用空余时间读书和思考。

面对那一场浩劫,批判与反思的精神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他一面读完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又从马克思追溯到黑格尔,阅读中开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批判,他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思考写成了哲学笔记,在美术队中流传,也因此和刘青峰认识、恋爱。

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

同样在北大念物理的刘青峰喜欢写作,后来转攻文学,她以笔名“靳凡”出版了一本当时极受年轻人欢迎的书信体作品《公开的情书》,女主角真真有一颗真诚和勇敢追求真理的心,男主角老九是一个年轻、热情的思考者,这正是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人的化身。作品通过主角的思想历程,提出了新时代应有的新思想、新道德和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公开的情书》原本只在他们的朋友圈子里流传,因为手稿是写在一本红色的册子里,所以也称为“小红书”。文化大革命之后,作品正式出版,当时金观涛夫妇已经从文学和化学走向社会学研究,去探讨更深刻的文化问题了。

1989人在香港

1989年之前,金观涛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主编,也是《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历史社会学、哲学和中西比较文化几个方面,对80年代的中国青年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方励之、李泽厚和温元凯合称为当时青年的四大思想导师,也是当时备受瞩目的电视纪录片《河殇》的总顾问。

1989年四月,金氏夫妇到香港做访问研究,两个月后发生的六四事件,使两人回不了大陆,留在香港度过了他们学术上从激情到冷静的黄金20年。

他们在香港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影响深远,是人文科学研究中极具分量的刊物。两人近年来也建立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文献超过1亿2000万字,对现在以及将来的历史、思想、文学、文化各方面的研究贡献无可衡量。

金观涛与刘青峰两位教授的生活道路,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横跨的知识领域,更是所有读书人望尘莫及的。

今年正逢五四运动90周年,金观涛教授受邀到我国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去年9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金教授受邀到台湾政治大学当讲座教授,这对学术眷侣移居台北。上个月记者到文山区一所幽静的小房子,登门给金观涛教授做了一次访问。

答问录:五四90年反思 反传统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如果说五四有指向新意识形态和党国的一面,1980年代的反思则是解构意识形态批判党国体制的。

在此意义上,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是五四的继续,力图完成五四没有实现的任务。

很可惜,它的时间很短,不到10年,就被“六四”中断了。

●记者
  ○金观涛教授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也可以说是彻底反传统。在你看来,五四反传统,有没有动摇中国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

○虽然“传统”这个说法,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可是反传统即批判儒学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每当儒家意识形态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反传统思想会从其内部产生,与此同时还把传统道德的否定作为新道德,这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汉代的经学即讲天人感应的宇宙儒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时,就出现了“越名教、顺自然”潮流,这也是一种彻底反传统。魏晋玄学即为宇宙论儒学的全盘逆反,它和大乘佛教结构相同,成为中国文化第一次融合外来文化的中介。

当西方现代冲击来临时,“道德价值逆反”再次发生,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形成产生极大影响。1895年甲午战败证明了宋明理学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理学的价值逆反就是革命乌托邦和大同思想。虽然革命乌托邦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已初现,但真正主导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是新文化运动。正因为如此,五四的反传统直指接受马列主义。我们把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到五四这一百年,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称为继魏晋南北朝融合佛教后的中西文化第二次融合。所以我说,反传统本身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今日研究反传统主义,必须突破对它们的评价,揭示支配其发生的深层结构,才能把反思深入下去。我们所说的超稳定结构研究,正式把这几种千年不变的深层思维模式放到太阳下看个一清二楚。

●你今天对五四有怎么样的评价?

○我们今天评价五四,最大的困惑在于五四有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启蒙运动,它提出重新审视一切价值,并且高扬两种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一个是科学——也就是科学理性主义,再一个就是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确实是划时代的,其重要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但是五四除了高扬科学与人权,还有另外一面,即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意识形态更替,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取代儒学,成为主导中国二十世纪的两种新道德意识形态。正因为新道德意识形态取代儒学现实社会整合,五四还带来了党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它导致个性解放被抑制,党的权力凌驾宪法之上。五四这一面的种种问题,中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化。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两种互相矛盾的面向是互相联系的,其背后正式支配着文化变迁的深层模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现代化社会发生大危机的情况下,从西方思想传统内部来批判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源于逆反价值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它具有儒家意识形态的结构。正因为如此,五四后出现儒家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用奇怪了。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来说明五四这双重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五四是一项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在你看来,既然五四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是不是应将其进行到底?它和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有着怎么样的关联?

○我把1980年代定位为中国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十五年前我到新加坡演讲,有人问我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传统的关系。当时我回答说正在研究。现在研究已有了初步结论。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展开,表面上反对一切传统,但在深层结构中又是十分传统的。比如文革有这样的说法:“狠批私字一闪念”,实际上是要做无产阶级的圣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实际上是华夏中心主义的新表述。这些都是例子。或许,对封建专制复辟最典型地体现在人们对“革命”理解的无意识上,当时没有人想到被喊得震天价响的“革命”在中文的原意只是朝代更替。

正是这场大灾难面前,中国人再次反省。1980年代的文化热,就是就五四以后的整个思想,特别是对意识形态统治的重新检讨。经历过文革的人痛感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复活是多么可怕,因此文革刚一结束,在反思传统、解放思想的潮流中,民间兴起了再一次启蒙运动。如果说五四有指向新意识形态和党国的一面,1980年代的反思则是解构意识形态批判党国体制的。在此意义上,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是五四的继续,力图完成五四没有实现的任务。很可惜,它的时间很短,不到10年,就被“六四”中断了。

●既然80年代启蒙运动又被中断,是不是说中国需要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

○只要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它必定被历史再一次提出来。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文化和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宪政和政治现代化步履维艰。造成这种“经济的巨人,政治之侏儒”局面的原因,就是启蒙的缺位。

其实,如果没有宪政和政治民主化,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冲突日益尖锐,经济高增长是否能持续下去,是值得怀疑的。就人的现代化而言,思想的进步不进则退。因中国官方割断历史,今年很多年轻人既不知五四,也不知1980年代。盲目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在复兴传统的口号下,尊孔运动搞得乌烟瘴气。中国人一旦丧失了开放的心灵,这二十年的发展也就走到尽头。在这时,重温超稳定系统的历史教训,是发人深省的。

●你在中国大陆长大,在香港20年,现在到了台湾,你怎么看两岸三地?

○我不喜欢大陆的中央王国情节,在三个中国人的社会中,我更喜欢港台。香港的优点是多元开放和法治,但97后在退步。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比大陆好。大陆尊孔,讲儒家文化,很多方面是假的。台湾就不是这样,它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儒家文化传统,民间宗教发达。在私领域很有人情味,我很喜欢台湾的学生。

从学术研究上说,我们觉得边缘化有好处。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离开中心走到边缘,反而可以看到中心的问题,可能更加冷静。这是一种解放。对于一个中国思想者,对三个中国人的社会有实感是好事。

金观涛教授最重要论述: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

金观涛和刘青峰从科学走向人文,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时候,把自然科学的系统论用到文化研究上。他们在1974年有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初稿,80年发表了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出版了专著《兴盛与危机》。

超稳定结构假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两三百年发生一次的王朝更替,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体的两面。中国文化是儒家道德意识形态的长期延续,这套意识形态为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所以中国汉代独尊儒学,到了清代康有为变法还是尊儒。儒家的道德意识形态对中国大一统提供了一个蓝图,这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静态延续的,一直改朝换代,可是因为道德意识形态是一个模板,当旧社会瓦解的时候,它又可以修复。所以,封建皇朝更替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束缚在原有轨道上,这与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

这个论述提出时,给文革后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给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启发,同时也引起许多学术上的争议。

经过这些年,金观涛和刘青峰加强了古代史研究,把古代和近现代放在一起,越发觉得这个“超稳定系统”理论很有说服力。他们用这个系统,把古代和近现代的观念,再从五四到党文化,整个全都连贯起来。

5月2日在报业中心礼堂举行“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章节,对海外华人世界也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年是“五四”90周年,《联合早报》、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大毕业生协会和怡和轩将联办一场以“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为主题的研讨会。

研讨会将于5月2日上午9时30分至下午1时30分,在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举行。分上下两场,上半场由“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邀请的金观涛教授发表专题演讲“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主席是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李元瑾副教授。

下半场则围绕五四运动与新加坡的渊源和影响,就“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课题进行座谈,参与者包括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衣若芬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梁秉赋博士和早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主席是早报编辑组副主任周兆呈博士。

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将为研讨会做结评。教育部及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为主宾。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 欢迎公众上网报名

网址:www.ntu.edu.sg/hss/cclc

询问电话:6790 4401,6790 6305

电邮:cclc_events@ntu.edu.sg

此外,金观涛教授也会在4月30日下午3时在南大数理科学学院第5讲堂做另一场演讲,讲题是《从观念史研究看中国近现代的分期》。这是“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演讲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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