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新谣的激情岁月

《我们唱着的歌》由邓宝翠(左一)制作,幕后团队包括林琬绯(左二)、《联合早报》副总编辑吴新慧(右一)。本地著名诗人、《新明日报》总编辑潘正镭(右二)是纪录片的受访者之一。(档案照)

新片推介

梁文福曾如此说过:我们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新谣文化,如果无人记录,我们这代人老去,新一代的就不知道我们曾有过新谣文化。

邓宝翠执导的《我们唱着的歌》,以自然推移的手法,从容的影像,不徐不疾梳理了新谣历史脉络,除了记录新加坡一代人的记忆,也隐含文化艺术底层波涛汹涌的激动之情。

《我们唱着的歌》(PG)

The Songs We Sang

娱乐性★★★★/艺术性★★★☆

剧情介绍:

记录了本地上世纪80年代学生,在校园里自弹自唱蔚然成风的现象,回溯1980年至1990年新谣从萌芽,到渐入巅峰10年光景里的新加坡时代背景、语文文化与社会的变迁。通过熟悉的旋律,动人的画面和访谈,让观众认识与重温新谣的发展,回味昔日的青春。

在去年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看了《我们唱着的歌》,隔了将近4个月才写影评,是记忆拼凑的大考验,但还是替导演邓宝翠与她的团队感到开心,纪录片最终处理了片中歌曲影像等版权问题,有机会在本地公映。

身为从小就在这里生活的新加坡人,我对新谣缺乏认识,因为新谣在最红时,我爱听的却是西洋歌、日本歌,还有少数台湾与香港歌手的歌曲,对新谣只有微薄的认识,只知道巫启贤、梁文福与姜鄠。蔡忆仁主办的“新谣重逢演唱会”给了我很多养分,看邓宝翠的《我们唱着的歌》纪录片,则很感动,看到的不只是新谣,还有保留这场文化浪潮的声音与影像。新谣之父张泛谈到南大停办,华校生“灭了”,不禁悲从中来,说实在的,真想与张泛一起拭眼泪。

《我》直观新谣的价值

邓宝翠是70年代出生的导演,但她对纪录本土文化与艺术具使命,《我》看到她对电影用情很深,在这里做电影很辛苦,但她还是不畏困难,哪怕只是出现短短数秒的旧画面,她上山下海,都要拿到。《我》不玩花哨而走朴实风格,邓宝翠以敏锐嗅觉,细腻心思,自然推移的手法,从容的影像,不徐不疾梳理了新谣历史脉络,记录了新加坡一代人的记忆。

纪录片从走红海外的孙燕姿与林俊杰的访谈切入,看新谣如何让他们的童年有一个完整的记忆,新谣应该也是他们表演的启蒙。纪录片让人看到南大诗社对新谣间接的影响,歌手巫启贤则带来不少笑声。风趣的老巫在裕初创作了初恋歌曲。还有,他也不会念《邂逅》歌词中的“彳亍”,还说为什么要吧“行”写得那么开。

《我》抛开旁述,舍弃文字引导,很多时候只有访谈者的讲话,穿插卡带和录像带翻制的影像和歌声,看到新谣的催生走过新谣的巅峰,也直观了新谣的价值:老百姓写给老百姓的歌。《我》也隐含了文化艺术底层波涛汹涌的激动之情,本地对流行文化资料保存不是那么完善,《我》越显珍贵。

梁文福就如此说过:“我们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新谣文化,如果无人记录,我们这代人老去,新一代的就不知道我们曾有过新谣文化。”

纪录片少记一笔

去年看《我》时,觉得有不完善的地方,南大诗社部分稍微冗长,而海蝶音乐卖给中国却没刻画。海蝶当年成立,不乏“要把新谣传承下去”的宗旨,如今新谣落入他人之手,应该要记一笔,让纪录片更完整。然而看片四个月后的沉淀心情是:每个行业都是在修行,人应该往光明的地方走,不应往黑暗的地方钻。既然《我》当初的出发点是纪录新谣“盛行”的10年,有何不可?

邓宝翠:为《我》老了30岁

邓宝翠在香港念大学,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学电影,在《早报》副刊当了好几年影艺记者后,跑去伦敦深造电影。为了实践她的电影梦,一直两袖清风,不过多次与她接触,很清楚她的生命如何遇见电影,走向电影,并立情电影。她对电影的热忱使她已将现实人生点化为艺术人生。她为《我》耗尽体力,曾笑说仿佛老了30岁。这里,希望她知道生命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成就,而是健康,身体是灵魂的家,好好照顾身体,才能拍摄更多精彩的电影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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