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
北京大兴区一座老旧的公寓上月18日发生特大火灾，造成19人死亡。市政府随即展开大排查，清理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违章建筑，大批底层工人在寒冬夜里被赶出住所，许多人被迫住进价格较贵的楼房或返乡。
两个星期过去了，《联合早报》记者回到火灾现场和周围地区，发现群众的心情已从原来的恐慌和愤怒，转为无奈和失望。
很多人认为，这场大排查就是冲着外地低技能工人而来，政府的狠心无情让人心寒，他们离开后再也不想回来了。
北京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平安公寓”前，只够一辆车子通过的小胡同，家具、床褥、垃圾散落一地，像是台风吹过留下的一片狼藉。
公寓是由库房改造而成的工人宿舍，原本住着900多户人家。如今，公寓外冷冷清清，一些人在打扫，一些人若有所思地坐在门前排队等退房租，一些人则拖着行李低头离去，胡同里平静得让人揪心。
上月18日，临近的西红门镇新建村“聚福缘公寓”发生特大火灾，造成19死8伤。失火公寓是老旧的多功能建筑，住着400多名外来务工者。这类经加盖改造成工业与居住功能混杂的“三合一”大院，为大量来京务工的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落脚处，但也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
大火发生后，北京市政府20日起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清查整治仓储物流、批发市场等。
据了解，北京市内大量地下室、群租房等场所，因涉及违规建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也一并被清理。
“限期三天进行腾退搬离”“28日将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等强制措施”“如不搬离，一切物品视同放弃”，拆庙赶和尚的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成千上万的底层务工者顿时流离失所，引起舆论公愤。
面对这场公关危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27日指示，清理整治要“注意方式方法”，“给分流群众留出时间”，并且要注重人文关怀。
西红门镇政府同日宣布，将为愿意留在北京的外来务工者提供招聘会；对于要返乡但又没有经济能力的，当局将提供过渡性食宿、返乡车票等救助。
多数受访者决定回乡
但多数受访的外来务工者说，他们已决定回乡。相对于行动开展初期的恐慌和愤怒，一个多星期后，他们的心情更多是接受、无奈和失望。
正在等退房租的苏先生（30岁，销售员）计划留到明年春节后，就和妻子一起回河北老家，以后再也回来了。
他说：“来了六年，北京已经没法让我们再坚持了。没人情味的地方，说赶走就赶走，实在令人寒心。”
平安公寓外，一对中年夫妇把行李搬上车后箱，还挣扎着把一台老旧的洗衣机塞进车后座。
丈夫勉强挤出笑容告诉《联合早报》记者：“（洗衣机）10块钱（人民币，约2新元）拿走。很多人匆匆忙忙搬走，带不走的东西就便宜卖。”
两人收拾好后，把钥匙交回到公寓二房东马行（44岁）手中。
妻子深深叹了一口气，回头最后一次望向空无一人的公寓走廊，说：“好啦，拜拜！我们走啦，下次有机会再跟您租啊！”
“一定！下次重新开门，我会发到（微信）群里！”
和黄村镇一样，北京市五环外的一个个城边村，过去两周天天上演大迁徙。有加油站职员告诉本报：“这几天特别忙，很多卡车载着家当来加油，然后回家乡去了。”
在火灾现场新建村，当局已开始用推土机把公寓、工业大院、违章扩建的店铺一一拆除铲平。
虽然阳光普照，但新建村的大街上却是一片灰沉沉，宛如战争场景。
一辆辆电动三轮车鱼贯开出村口，上面载满电器、床褥、箱子，人们脸上尽显倦容。在他们背后，街道两旁留下推平后、还冒着烟的建筑废墟；街上堆满仓惶离去的人们丢弃的垃圾；超市、理发店、火锅、服装店的招牌被砸得半吊着、危危欲坠。
27日下午，“聚福缘公寓”附近一家服装厂的员工正在把器械、家具等搬上大卡车，准备连夜载往苏州。
员工张先生（46岁）表示，不打算随老板去苏州，而是会回安徽老家找工作。
“留下来没意思。政府这么做就是在逼我们外地人离开。”不过他也相信，强拆的决定与上级领导无关。
“这应该只是地方官员做的。习主席说过，他最牵挂的就是我们这些困难群众，我相信他还是关心人民的。”
专项行动被指针对外地人
虽然政府一再强调此次清理行动并非针对外地“低端人口”，但由于受影响人群多为从事低技能工作的外地人，因此舆论还是普遍认为，火灾给了官方一个强行清退外来底层工人的绝佳借口。当局称，展开的专项行动已排查超过2万5000处安全隐患，但官方没有公布受影响人口的具体数字。
独立时评人陈杰人说，驱逐底层工人暴露了城市管理者的愚昧。
他说：“中国的城市管理者有一个思想误区，以为城市就一定要是高大上、整齐划一、漂亮的。一个城市就像一座森林，不仅应该有攀天的大树，也应该有灌木、苔藓、地下菌类等，这样才构成参差不齐但生机勃勃、错落有致的生态体系。”
北京市日常运作 靠底层工人维持
事实上，北京市的日常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也都靠底层工人的服务来维持：市民需要快递员送快件、外卖小哥送餐、小时工打扫卫生、维修工通下水道等。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向《财经》指出，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时，北京勉强还可以维持七天或半个月，但也仅限如此。他说：“如果他们不回来，城市的服务业将会面临崩溃，劳动成本将会大幅度上涨。”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铁民则告诉央视新闻，如何让流动人口有舒适、安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斯伟江律师指出，东京的经验显示，应该让城市自然往外扩展，再把公共交通设施延伸出去，以容纳更多人口。
他说：“把人都赶走，这个方法很简单，也立竿见影。但这边赶了，只要有市场和需求，还是会有另一批人尝试进来的。”
他建议，政府应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有隐患就排除，或给底层工人建造卫生、安全条件好的廉租房，而不是一味地拆除他们的住处。
不过，政府其实也面对建造廉租房结果吸引更多外地劳工涌入北京的矛盾。
北京政府已表示，该市现有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无法无限量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需要疏解非首都功能，把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
但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滕彪指出，大量人口涌进北京，导致就业机会和收入减低，人们自然会离开，市场会自动调节人口，政府无需插手干预。
滕彪认为，政府之所以会有限制底层人口的想法，是由于户籍制及其歧视性政策方向的长期影响所导致，造成上亿农民在大城市打工生活，却因没有城市户口而沦为二等公民，享受不了平等的福利、保障、教育权、选举权。
反之，正常的社会不应该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而是要通过教育等基本社会福利，让最底层的人有机会向上流动。
斯伟江也指出，“低端人口”的提法本身就极具歧视性色彩。他说：“中国共产党称自己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现实中却还是存在精英意识，处处强调‘顶层设计’。”
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房地产系副教授符育明则提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通州副中心、雄安新区等建设，把政府资金、公共教育、医疗等资源往外输出，使更多高收入者愿意搬离北京，才是疏解城市人口的方法。
他说：“低技能工人依赖高收入者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其他城市也拥有相同资源，高收入者愿意到那里工作，人口分布就会更加平衡。”
执法缺乏法律依据
受访专家说，政府借着火灾“血的教训”下决心要整治有重大消防隐患的住房，出发点本是好的，但一刀切的执行手法却过于简单粗暴，暴露了当局城市治理和执政理念的极端落后。
根据官方说法，“三合一”“多合一”等建筑和工业大院把仓储、生产、人员居住等功能混为一体，人员密集，缺少消防设施和逃生通道，安全隐患突出，一旦发生火情极易导致重大人员伤亡。
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接受官媒新华社专访时强调，此次专项行动目的是“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北京城边村确实有不规范的建筑，政府要进行治理并不为过，也能为进京务工的底层工人提供更安全、有尊严的居住环境。
不过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斯伟江律师指出，专项行动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政府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他说，建筑物是否属于违章建造，需按法律规定和程序认定，认定后也要通知当事人，提出行政诉讼、允许行政复议和申诉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则说，违法建筑需由当事人限期拆除，若当事人拒不执行，政府才能采取行动。
他说：“法律也明确规定，不能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水停电、停止供热供燃气等手段，来迫使当事人离开。”
王江雨认为，在寒冷的冬天限期民众三天到一周要搬离，不给他们任何缓冲时间、不进行适当安置，甚至还断水断电砸东西，是很不人道的行为。
他说：“不论政府的出发点有多么正当，这种粗暴的手段都是不可取的，是非常缺乏现代性的。”“这也体现了政府管理理念的落后，缺乏法治观念、程序意识，和基本的人文关怀。”
事件发酵一周后，北京市政府紧急出面作出了补救，承诺为务工人员安排再就业、为他们解决居住问题。不过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也强调：“首都的安全稳定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要把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
独立时评人陈杰人批评，这凸显了为官者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而是对自己的乌纱帽和政治负责。
他说：“我相信很多官员肯定还是有内心良知的，他们知道这些行为不对，但为什么还这么做？因为他要向上级证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他坚决落实了领导的指示。”
不过，王江雨在这场悲剧中仍看到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丝曙光。
他说：“以前大家对政府的粗暴行为都会忍气吞声，没有人会探讨其合法性。”
“但现在很多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民众，都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专项行动是否合法。这也说明中国社会的法治意识正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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