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香港2016立法会选举已经落下帷幕。本次换届选举一共有70席，其中35席为地区直选，两大阵营即建制派与大泛民（传统泛民主派、激进泛民、本土派、自决派）竞争激烈。另外35席为功能组别，其中30席为各行各业代表，由各行业选民自行投票，多数掌握在建制派手中，缺乏竞争。还有五席为超级区议会，由全港选民投票选出，因而两大阵营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两大阵营最后各自当选的席位数量，总体而言，与上届差距不大，也与选前民调差异不大。但是具体当选人和其获得的票数，则与选前民调有不少出入。其中超级区议会的五个当选席次，与选前民调的出入最为明显，突显香港的选举制度漏洞，与两大阵营对此漏洞的策略性运用。
香港的五席超级区议会（简称超区）采用比例代表名单制。这一制度本身有较复杂的名单规则，但一般来讲，要当选这五个超区席位，只要在候选人中获得票数排名前五即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研）在8月21日至9月1日，对5311位选民进行了电话选前民意调查。在这五席超区的九位候选人中，支持度从高到低的前六位分别为民主党（泛民）涂谨申25%，民建联（建制）李慧琼24%，街工（泛民）梁耀忠12%，工联会（建制）王国兴12%，民主党（泛民）邝俊宇9%，民建联（建制）周浩鼎9%。还有末尾三位泛民候选人的支持度，分别只有5%、2%、1%，加起来约8%。虽然选前民调可能存在着误差，以及部分受访者拒答或者未最终决定等问题，但仍然倍受各政党重视。
依照选前民调，前四席最终当选应该悬念不大，关键在于第五席的争夺。由于邝俊宇和周浩鼎的民调支持度基本相同，该边缘席位的胜负就格外需要两大阵营内部的协调与选民动员。这一民调在选前两天公布后，末尾三位泛民候选人眼见希望渺茫，同时为了集中选票给其他泛民候选人以增加胜算，先后选择了弃选。这样原来九位候选人只剩下三位建制候选人对阵三位泛民候选人。三位泛民退选人的8%支持票，按理大部分会由选民投给另外三位泛民候选人，这样邝俊宇的9%就有可能增加，从而超过周浩鼎而胜出。
依照香港的选举制度，选举日当天依然可以进行选举宣传，只要不在投票站邻近区域即可。为了增加胜算，两大阵营除了保证各自阵营的铁票、争夺中间选民外，还需要做好配票工作。由于有新闻媒体、研究机构和各党派等在选举站进行出口民调，可以实时估计选票结果，两大阵营均依此来实时调整配票策略。
到了9月4日选举日，上午七时半至晚上十时半均可以投票。在许多人流密集的街站，都能看到诸如“张三选情告急”“抢救李四”“集中票源支持王五”等标语，两大阵营都在不遗余力的催票。在泛民末尾三位候选人主动弃选后，形势对建制派比较不利。但是由于超区只要排名前五即可，民调排名第二的民建联李慧琼（24%）完全可以分出一部分票，给同为民建联的周浩鼎（9%），只要两人的票数都高于第六名，两人都可以当选。因此，选举日当天上午，民建联在配票宣传中，鼓励新界的支持者转投周浩鼎，而香港岛的支持者则继续投给李慧琼。
“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早前就为泛民提出了“雷动计划”，包括在泛民中实施“协调参选人”“策略性投票”和“雷霆救兵”战术。对泛民而言，配票宣传中，首要的是鼓励弃选三位候选人原先8%的支持者，转投边缘席位的邝俊宇。但是当建制派开始为周浩鼎配票后，泛民担心邝俊宇的票数仍然可能不足，于是也进一步鼓励支持者投给邝俊宇。在泛民的配票宣传升级后，建制派也感到了较大压力，于是在午后，开始呼吁支持者不分新界、港岛，都多投给周浩鼎。
泛民这边，虽然有“雷动计划”，但是其缺乏有效协调和配票战术，支持者们一股脑儿的投票给邝俊宇，分走了同为民主党、民调第一（25%）的涂谨申的大量选票，反而逼得涂谨申在傍晚时分打出了“告急”的标语。
策略性投票改变结果
除了这些稍早已经投票的泛民支持者，还有大量泛民支持者依据实时汇报和出口民调在观望，准备在更晚时进行策略性投票。因此在晚上，投票人数继续增长。到晚上十时半投票队伍截龙时，有一些投票站仍然有大量选民排队投票。这些可能更多的是泛民的支持者，他们依据“雷动计划”的方案进行最后的策略投票（当然也有一些选举站有人手不够的原因）。
此次竞争激烈的选举催出了香港有史以来最高的投票率。在超级区议会最终当选人中，原本选前民调在边缘第五名（9%）的邝俊宇，在泛民支持者策略投票的帮助下，一跃成为第一（25.7%）。选前民调第二（24%）的李慧琼最终仍为第二（15.9%）。选前民调第三（12%）的梁耀忠，仍为第三（15.9%）。选前民调在边缘第六名（9%）的周浩鼎，则升到第四（13.8%）。选前民调第一（25%）的涂謹申，由于被大量分票，跌至第五（12.8%），相比第六仅有微弱优势而险胜。原先民调中排名第四（12%）的王国兴，本来预期应该能够当选，却最终排名第六（12.2%），不幸成为两大阵营策略投票的牺牲品。另外，弃选的泛民三人仍合计获得3.6%选票。
当选人及其票数与选前民调存在着巨大差异，突显出了策略投票的效果，也突显投票日当天仍然可以进行选举宣传的制度漏洞。我们可以将香港的情况，与同为华人社会的台湾和新加坡进行比较。“张三选情告急”“抢救李四”类似的标语，在台湾选举前夕也常常出现。台湾各政党呼吁选民依照诸如生日是春夏秋冬、身份证号末尾是单双数等进行投票的配票方法，在选举前也屡见不鲜。但是由于台湾规定在选前一天晚上十点，各政党必须结束选举宣传，所以在选举日当天，各政党难以公开进行实时配票的宣传，也不会出现一些选民抢在最后一刻才投票的现象。新加坡则将选举前一天定为冷静日，各政党不允许进行选举宣传，以给予选民冷静思考的最后时间。为了减少选前民调导致的选民策略性投票，台湾还有选前十天就不可以再发布民调的规定。
这种策略性投票是值得鼓励的吗？政治学的理论认为，策略投票影响了选民的真实偏好表达，应当尽可能通过选举制度设计，来减少策略投票的可能。但很遗憾的是，香港这种选举日当天依旧可以进行选举宣传的制度，制造了很大的选举策略空间，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显著偏离了民众的真实意愿，明显有悖于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
这个制度能改革吗？过去，建制派以其强大的整合和基层动员能力，能够较好的利用这一漏洞进行配票工作。而在这次选举中，泛民对它的利用程度甚至大于建制派，所以两大阵营都没有多大意愿改革这一制度。即便某方提出了修改议案，也很难想象在立法会内部持续恶斗的两大阵营，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这一制度漏洞在短期内被填补的可能性不大。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