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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玉乙:香港超级区议会选举的制度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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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透视

香港2016立法会选举已经落下帷幕。本次换届选举一共有70席,其中35席为地区直选,两大阵营即建制派与大泛民(传统泛民主派、激进泛民、本土派、自决派)竞争激烈。另外35席为功能组别,其中30席为各行各业代表,由各行业选民自行投票,多数掌握在建制派手中,缺乏竞争。还有五席为超级区议会,由全港选民投票选出,因而两大阵营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两大阵营最后各自当选的席位数量,总体而言,与上届差距不大,也与选前民调差异不大。但是具体当选人和其获得的票数,则与选前民调有不少出入。其中超级区议会的五个当选席次,与选前民调的出入最为明显,突显香港的选举制度漏洞,与两大阵营对此漏洞的策略性运用。

香港的五席超级区议会(简称超区)采用比例代表名单制。这一制度本身有较复杂的名单规则,但一般来讲,要当选这五个超区席位,只要在候选人中获得票数排名前五即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研)在8月21日至9月1日,对5311位选民进行了电话选前民意调查。在这五席超区的九位候选人中,支持度从高到低的前六位分别为民主党(泛民)涂谨申25%,民建联(建制)李慧琼24%,街工(泛民)梁耀忠12%,工联会(建制)王国兴12%,民主党(泛民)邝俊宇9%,民建联(建制)周浩鼎9%。还有末尾三位泛民候选人的支持度,分别只有5%、2%、1%,加起来约8%。虽然选前民调可能存在着误差,以及部分受访者拒答或者未最终决定等问题,但仍然倍受各政党重视。

依照选前民调,前四席最终当选应该悬念不大,关键在于第五席的争夺。由于邝俊宇和周浩鼎的民调支持度基本相同,该边缘席位的胜负就格外需要两大阵营内部的协调与选民动员。这一民调在选前两天公布后,末尾三位泛民候选人眼见希望渺茫,同时为了集中选票给其他泛民候选人以增加胜算,先后选择了弃选。这样原来九位候选人只剩下三位建制候选人对阵三位泛民候选人。三位泛民退选人的8%支持票,按理大部分会由选民投给另外三位泛民候选人,这样邝俊宇的9%就有可能增加,从而超过周浩鼎而胜出。

依照香港的选举制度,选举日当天依然可以进行选举宣传,只要不在投票站邻近区域即可。为了增加胜算,两大阵营除了保证各自阵营的铁票、争夺中间选民外,还需要做好配票工作。由于有新闻媒体、研究机构和各党派等在选举站进行出口民调,可以实时估计选票结果,两大阵营均依此来实时调整配票策略。

到了9月4日选举日,上午七时半至晚上十时半均可以投票。在许多人流密集的街站,都能看到诸如“张三选情告急”“抢救李四”“集中票源支持王五”等标语,两大阵营都在不遗余力的催票。在泛民末尾三位候选人主动弃选后,形势对建制派比较不利。但是由于超区只要排名前五即可,民调排名第二的民建联李慧琼(24%)完全可以分出一部分票,给同为民建联的周浩鼎(9%),只要两人的票数都高于第六名,两人都可以当选。因此,选举日当天上午,民建联在配票宣传中,鼓励新界的支持者转投周浩鼎,而香港岛的支持者则继续投给李慧琼。

“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早前就为泛民提出了“雷动计划”,包括在泛民中实施“协调参选人”“策略性投票”和“雷霆救兵”战术。对泛民而言,配票宣传中,首要的是鼓励弃选三位候选人原先8%的支持者,转投边缘席位的邝俊宇。但是当建制派开始为周浩鼎配票后,泛民担心邝俊宇的票数仍然可能不足,于是也进一步鼓励支持者投给邝俊宇。在泛民的配票宣传升级后,建制派也感到了较大压力,于是在午后,开始呼吁支持者不分新界、港岛,都多投给周浩鼎。

泛民这边,虽然有“雷动计划”,但是其缺乏有效协调和配票战术,支持者们一股脑儿的投票给邝俊宇,分走了同为民主党、民调第一(25%)的涂谨申的大量选票,反而逼得涂谨申在傍晚时分打出了“告急”的标语。

策略性投票改变结果

除了这些稍早已经投票的泛民支持者,还有大量泛民支持者依据实时汇报和出口民调在观望,准备在更晚时进行策略性投票。因此在晚上,投票人数继续增长。到晚上十时半投票队伍截龙时,有一些投票站仍然有大量选民排队投票。这些可能更多的是泛民的支持者,他们依据“雷动计划”的方案进行最后的策略投票(当然也有一些选举站有人手不够的原因)。

此次竞争激烈的选举催出了香港有史以来最高的投票率。在超级区议会最终当选人中,原本选前民调在边缘第五名(9%)的邝俊宇,在泛民支持者策略投票的帮助下,一跃成为第一(25.7%)。选前民调第二(24%)的李慧琼最终仍为第二(15.9%)。选前民调第三(12%)的梁耀忠,仍为第三(15.9%)。选前民调在边缘第六名(9%)的周浩鼎,则升到第四(13.8%)。选前民调第一(25%)的涂謹申,由于被大量分票,跌至第五(12.8%),相比第六仅有微弱优势而险胜。原先民调中排名第四(12%)的王国兴,本来预期应该能够当选,却最终排名第六(12.2%),不幸成为两大阵营策略投票的牺牲品。另外,弃选的泛民三人仍合计获得3.6%选票。

当选人及其票数与选前民调存在着巨大差异,突显出了策略投票的效果,也突显投票日当天仍然可以进行选举宣传的制度漏洞。我们可以将香港的情况,与同为华人社会的台湾和新加坡进行比较。“张三选情告急”“抢救李四”类似的标语,在台湾选举前夕也常常出现。台湾各政党呼吁选民依照诸如生日是春夏秋冬、身份证号末尾是单双数等进行投票的配票方法,在选举前也屡见不鲜。但是由于台湾规定在选前一天晚上十点,各政党必须结束选举宣传,所以在选举日当天,各政党难以公开进行实时配票的宣传,也不会出现一些选民抢在最后一刻才投票的现象。新加坡则将选举前一天定为冷静日,各政党不允许进行选举宣传,以给予选民冷静思考的最后时间。为了减少选前民调导致的选民策略性投票,台湾还有选前十天就不可以再发布民调的规定。

这种策略性投票是值得鼓励的吗?政治学的理论认为,策略投票影响了选民的真实偏好表达,应当尽可能通过选举制度设计,来减少策略投票的可能。但很遗憾的是,香港这种选举日当天依旧可以进行选举宣传的制度,制造了很大的选举策略空间,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显著偏离了民众的真实意愿,明显有悖于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

这个制度能改革吗?过去,建制派以其强大的整合和基层动员能力,能够较好的利用这一漏洞进行配票工作。而在这次选举中,泛民对它的利用程度甚至大于建制派,所以两大阵营都没有多大意愿改革这一制度。即便某方提出了修改议案,也很难想象在立法会内部持续恶斗的两大阵营,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这一制度漏洞在短期内被填补的可能性不大。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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