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最近，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又在人权问题上“驳火”。先是在2月底，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亦称国际特赦组织）公布了2015年全球人权评估报告，对中国持续糟糕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到了3月初，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强烈呼吁中国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
中国政府随即组织学者，就美国批评中国人权问题做出回击，称美国本土正面临严重的人权问题，却常指责别国的人权，这一做法是虚伪的，并制作播出了相关内容的电视专题片。
“人权”是个近现代概念，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所推崇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指人作为存在个体，从生存到发展的综合权利和权益，应该免于强权、暴力和专制的干涉侵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目标。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没有或者严重缺乏人权观念。尽管也有学者拐弯抹角，试图证明中国古代曾有“人权”思想萌芽，譬如孟子主张的民本主义，但类似主张并无进入主流政治文化制度、规则和操作。16世纪前“人权”于人类社会整体观念、价值和行为陌生隔阂，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人权空白”并不只限于中国。
关键的差异，出现在近现代，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和美国开始经常敦促其它发展中国家要“尊重人权”。许多刚从西方殖民侵略中独立解放出来的新兴国家，却错把自己独立解放的第一步，就当作人权的全部，并认为西方只是借人权来干涉内政，于是断然拒绝。
历史事实证明，这种对人权的笼统拒绝，无疑等于连孩子带洗澡水都泼了出去。应该将人权概念与实践，与西方国家某些历史时期有违人权的行为区别开来。人权概念与实践固然始于西方，却绝非西方专利；其行为也不总是人权的楷模，人权在西方也仍处于继续发展提升的阶段。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人权概念重新进入并形成影响，还是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除了富国强兵，又增添一个新维度。起初中国对西方及美国的人权指责采取回避态度，后来又逐步演化到目前的针锋相对，相互指责状态。
现代世界和文明，都不会反对良性竞争，尤其欢迎中美两大国的合作加竞争关系。同在一个天空下，中美两国拼经济贸易，拼文化教育，拼科技军事，当然也可以拼民生人权。但是应该首先端正比拼的观念、角度和目的。
譬如说美国指责中国人权记录不佳，中国则反过来说你也不怎么样，于是咱俩半斤八两，五十步笑百步，最好谁也别说谁。这种态度和切入角就是敷衍了事和稀泥，对发展进步很少激励作用。
常识告诉我们，真正意义的比拼，必须敢于比一比谁做得更好。美国能做到个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则可以规定公有和非公有财产都严格受到保护。美国社会号称不存在“反党”一说，搞政治不避竞争；中国则应展示对执政党可以开放批评。美国没有出版和演出的政府检查制度，一切靠行业自律及市场选择；中国法律则应允许保护非官方出版和演艺机制。
美国的大学课堂上，各种主义、思潮、流派都可以教授，学术自由；中国也不妨恢复当年北大蔡元培校长所主张推行的“囊括大典，兼容并包”精神。美国建有独立的工会，劳资关系靠双方依法谈判协商解决；中国则必须大幅提升劳务权益保护，和法律诉讼解决机制。美国承认确实还有种族纷争问题，及枪枝泛滥；中国也要敢于面对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调整，及毒品、假货、爱之病防范问题。美国依靠政府、反对党和公民团体多方监督制约，达成社会的动态有机平衡；中国也可以真正提升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鼓励非政府组织和民营机构的依法发展壮大，培育促进自己公民社会的成长。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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