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

伟达:中国如何与美国“拼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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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度势

最近,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又在人权问题上“驳火”。先是在2月底,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亦称国际特赦组织)公布了2015年全球人权评估报告,对中国持续糟糕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到了3月初,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强烈呼吁中国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

中国政府随即组织学者,就美国批评中国人权问题做出回击,称美国本土正面临严重的人权问题,却常指责别国的人权,这一做法是虚伪的,并制作播出了相关内容的电视专题片。

“人权”是个近现代概念,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所推崇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指人作为存在个体,从生存到发展的综合权利和权益,应该免于强权、暴力和专制的干涉侵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目标。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没有或者严重缺乏人权观念。尽管也有学者拐弯抹角,试图证明中国古代曾有“人权”思想萌芽,譬如孟子主张的民本主义,但类似主张并无进入主流政治文化制度、规则和操作。16世纪前“人权”于人类社会整体观念、价值和行为陌生隔阂,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人权空白”并不只限于中国。

关键的差异,出现在近现代,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和美国开始经常敦促其它发展中国家要“尊重人权”。许多刚从西方殖民侵略中独立解放出来的新兴国家,却错把自己独立解放的第一步,就当作人权的全部,并认为西方只是借人权来干涉内政,于是断然拒绝。

历史事实证明,这种对人权的笼统拒绝,无疑等于连孩子带洗澡水都泼了出去。应该将人权概念与实践,与西方国家某些历史时期有违人权的行为区别开来。人权概念与实践固然始于西方,却绝非西方专利;其行为也不总是人权的楷模,人权在西方也仍处于继续发展提升的阶段。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人权概念重新进入并形成影响,还是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除了富国强兵,又增添一个新维度。起初中国对西方及美国的人权指责采取回避态度,后来又逐步演化到目前的针锋相对,相互指责状态。

现代世界和文明,都不会反对良性竞争,尤其欢迎中美两大国的合作加竞争关系。同在一个天空下,中美两国拼经济贸易,拼文化教育,拼科技军事,当然也可以拼民生人权。但是应该首先端正比拼的观念、角度和目的。

譬如说美国指责中国人权记录不佳,中国则反过来说你也不怎么样,于是咱俩半斤八两,五十步笑百步,最好谁也别说谁。这种态度和切入角就是敷衍了事和稀泥,对发展进步很少激励作用。

常识告诉我们,真正意义的比拼,必须敢于比一比谁做得更好。美国能做到个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则可以规定公有和非公有财产都严格受到保护。美国社会号称不存在“反党”一说,搞政治不避竞争;中国则应展示对执政党可以开放批评。美国没有出版和演出的政府检查制度,一切靠行业自律及市场选择;中国法律则应允许保护非官方出版和演艺机制。

美国的大学课堂上,各种主义、思潮、流派都可以教授,学术自由;中国也不妨恢复当年北大蔡元培校长所主张推行的“囊括大典,兼容并包”精神。美国建有独立的工会,劳资关系靠双方依法谈判协商解决;中国则必须大幅提升劳务权益保护,和法律诉讼解决机制。美国承认确实还有种族纷争问题,及枪枝泛滥;中国也要敢于面对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调整,及毒品、假货、爱之病防范问题。美国依靠政府、反对党和公民团体多方监督制约,达成社会的动态有机平衡;中国也可以真正提升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鼓励非政府组织和民营机构的依法发展壮大,培育促进自己公民社会的成长。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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