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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病逝

苏哈托将军的英雄泪!—— 一个记者半世纪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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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加昌

印尼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苏哈托将军在位32年,自1998年辞去总统职务将政权移交给文人副总统哈比比后不久,身体欠佳长年卧病,于昨天(27日)与世长辞,享年86岁。

苏哈托从开国元勳第一任总统苏卡诺(苏加诺)1966年不名誉被逼下台接过政权初期,东南亚地区是风云激荡险恶时刻,说是大动乱年代实不为过,只有身历这个严峻时期的人才能体验到。

此时,印尼经过印共发动的“9·30”(1965年9月30日)政变,经苏哈托率领他指挥的“战略后备部队”敉平(政变中有6名高级将领为印共冷血残酷杀害)。

苏哈托将军接过政权是翌年年初的事。印尼有1亿人口和约1万个分散在印尼海面的大小群岛,此时的印尼经前总统苏卡诺长达17年(1949-66)统治堆积下国内千疮万孔的弊病,一手制造的“内乱外患”,使到这个东南亚面积最大、人口第一的国家,严格说来实己徘徊在崩溃边缘。

北京怀疑美国策动政变

苏哈托可说是“时势造英雄”,而苏卡诺是“英雄造时势”。苏哈托接手后,首先急务便是结束前政府推动的“粉碎马来西亚”军政对抗的政策及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恢复正常关系,作为与邻国交睦的首要外交工作,这是他突破区域外交孤立的第一步。

这个时候国内问题更是千头万绪,例如:灾后急需重建、国内经济面临破产、对外积欠天文数字贷款、利息无法偿还、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外,治安上更有印共残余与因政变掀起的疯狂 “排华浪潮”,造成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反共主流的陆军,从一开始的政变就对中共曾插手于“9·30”事件有所怀疑是发生“排华”的主因。

这里有一段“秘辛”。笔者于1978年某日在东京“大仓酒店”访问苏卡诺的日本籍太太蒂薇夫人,蒂薇夫人透露了一段话。她在印尼政变前后一直是苏卡诺四位夫人中最受宠爱的妻妾,她对政变应该有所“感受”。她说,“9·30”政变前两天,她应北京政府邀请与印尼官方代表团近百人到北京参加“十一”国庆庆典。“9·30”当天,印尼代表团接到雅加达发生事故的简短电报,接着就没有下文。

这位苏卡诺的第三夫人说,中国总理周恩来这时也闻讯而“大为光火“,问印尼代表团团长的外交部次长耶泰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又是美国中情局干的好事?”过后印尼外交部次长回国后向团内同人说,北京怀疑是美国中情局所为,可是在国内,有人怀疑政变的背后主使者是中国。

蒂薇夫人说当时有这种看法的人认为苏卡诺此时的健康己经每况愈下,因为一直有北京派来的医疗团照顾,而“9·30”事件的影子就脱不了印共,而印共涉及政变背后的影子就被人怀疑是中国了。其实,从政变到政变流産时的局面极为混乱,一时有苏卡诺的侍卫长温东上校软禁总统,后来又有解救总统脱险之说,实情扑朔迷离,迄今近半世纪仍旧是个谜。

蒂薇夫人对笔者说过的话,在她半年前出版的《蒂薇·苏卡诺》自传中,也有一段相似的重述。

建立国内新秩序 加入亚细安

话题扯回苏哈托上台后,领导国家身负艰钜重任,他面对堆积如山的国内外难题,一反前总统的作风,按部就班推行“发展与安定”国家的新秩序政策,巩固政权清理内部,将军队、警察、情治系统集中在国内治安上。

上台第二年(1967)东南亚五国(印尼、泰国、菲律浜、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成立“亚细安”。五国此时对区域新发展,新气象有所期待。虽然如此对印尼国土之大人口之众,对其国内情势还是不够明朗,对新领导人仍然有受到威胁的感覚而存有戒心。

当时北方印支半岛美军全面参与的越南战争继续迅速升级,虽然令区内各国感到不安,但因地理上尚有一段距离,尤其是新马人民对越战多持“隔岸观火”的态度,因此比较关心的仍是崛起的印尼新军人政府权力变局,对本地区动向的影响。人们关心的是:新军人政权是否继续玩前任政权的“强人政治”,对邻国是否在明里或暗中进行强势威权,走回老路做起新的“老大”来。苏哈托有条件如此做,尽可如此做,邻国也没有能力和他争执。不过,这些想法后来证明是多虑了。

在英文表达方面,苏哈托与各国首长聚会会谈时比较吃亏,但不因此失去心态的平衡,他能不卑不亢,入情入理(或透过通译)与各方交谈自如,遇有议题争执出现,从未趾高气扬,以温文平易近人常带笑颜的“儒将”风度待人,使到与会首长感到轻松自然,容易跟他建立互信合作关系。

亚细安成立40多年,今天顺利成长到10个会员国和区域外多个“东西对话国”,苏哈托从未以本地区“大哥”自居去干预组织的事务。或有影响亚细安的意图。他不制造争执议题,他没有前总统难捉摸的暴燥脾气,也没有滔滔雄辩、煽动人心的口才,多年表现出的是远视的政治眼光和智慧,说他是背后平衡的定力也不为过。他是位“贤者长者”。

1980年代初,笔者曾以友人身分协助在泰柬边境营寨的一位柬埔寨政要将一封亲笔函送交苏哈托总统。这封信是寻求亚细安五国首长(其他三函分别转交,泰国除外)协助他领导的抗越及享桑林政权展开的救国运动。笔者由印尼的同事安排在雅加达高尔夫球场与苏哈托晤面。这一天,苏哈托总统和三位球伴(政治与安全统筹部长苏多摩中将,国家石油公司总裁苏多沃中将和华商钜子哈山)。笔者与另三位同业在苏哈托一组的后头。球打玩休息时,笔者将函件亲手呈交给他,周围只有三两位便衣守卫,气氛轻松。苏哈托以温文谦和兴奋的态度接过信,说了一句;“我每个星期四下午会在这里,你可以常来打球。”虽然是初次私下会面,苏哈托给人留下的亲和感是非常深刻的。

苏哈托与李光耀的交往

内政方面,苏哈托实行的是表面民主体制(政党政治)背后却受到专制控制的“强人政治”。他的权力核心由一个军人“专业集团”(Golka)一党独大负责运作。他限制华人参政,但与特定的华商往来甚密,这些华商也因此受到恩惠,共享国家经济发展所得的成果,也因这样召来国内外不少人对他和家族颇多杂声和怨言。他一生褒多于贬,终于晚年黯然下台。

至于早年与新加坡关系的改善,确实是往后区域安定的一个重要关键。它开始于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当时)到印尼作三天的官式访问。

这一年,周围新局依然风云严峻,余云(疑云)滞留,李光耀总理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亲自驾临雅加达郊外的“英雄塚”向五年前(1968年)为新加坡处死的两名陆战队人员的坟前献上花圈。

这两名陆战队员是前政权苏卡诺总统军事对抗马来西亚成立联邦初期奉命潜入新加坡,在乌节路一所大厦放置炸弹后被捕,经新加坡法庭判处绞刑。是次爆炸中有多名无辜市民伤亡,大厦被炸毁一角。两名陆战队员受刑前,新上任的苏哈托总统亲函李光耀总理,请求法外开恩特赦未遂。行刑后,苏哈托总统派出专机来新将两名陆战员的屍体运送回国安葬,在印尼国内引起军民一阵骚动,军方以荣誉仪式将两名陆战队员隆重安葬于“英雄塚”。事后,苏哈托本人亦未有剧烈的反应,默然接受新加坡的决定和国际公法。

李光耀总理到达印尼第一工作便是弯下身段献上花圈,神情严粛,他的胆识和担当一时使到陷入谷底的两国关系産生了外交新局效果,突显李光耀处在恶劣情势中“不入虎穴……”的大智大勇。以当时的环境,新加坡被认为是被包围在不同种族和宗教国之间的险峻区域中。

一分具权威的印尼报纸为李光耀这一次的外交表现发表评论说:“两国(过去)再多次谈商改善关系的努力都没有这短短15分钟来得有效”(指献上花圈短短的一刻钟)。

李光耀总理为了承担国家重任,忍辱负重苦心用尽,使15分钟的瞬间换来化解两国旧疑“一笑泯恩仇”,往后成了与苏哈托“四只眼睛”的“刎颈之交”,建立两国间长久的谅解,互信合作及共同建造本区域长期安稳局面的良性基础。

那时新加坡也面对与印尼极度重要和敏感的共同课题,那便是与中国建交的事,它涉及两国切身相关的安全利益。

印尼有“9·30”事件背景,对中国当时内部的混乱和所谓的“革命输出”之说仍然存有很大的戒心。而新加坡则因是华人主体结构,自独主建国以来一直受到意识型态极为尖锐的本区域诸国深虑将变成“第三中国”,此事于是又成了考验新加坡高层的政治智慧。为了令各国放心,避免各国疑虑,新加坡先和印尼有了“默契”,再公开宣告国际,郑重表明会在亚细安各国都承认中国之后:也就是印尼与中国复交之后才与中国谈建交,坚守了新加坡这个立场和承诺。

新加坡独立后出生的国人,可能未必清楚这段曲折外交,以及当年印尼和新加坡领袖们面对的挑战。

李资政到苏哈托病榻问候  

李光耀资政不久前专程飞到雅加达苏哈托的病榻向他作最后的探望和致敬。过后李资政说了很感伤的话。他提醒“人们不应抹杀他(苏哈托)执政32年对印尼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是应该肯定他的功绩,并给予他应有的荣耀和尊敬。”(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及文莱苏丹波基亚也先后到印尼向他致敬和探望)。

苏哈托去矣,在国内他留下的是“32年功名尘与土”,晚年是“悲剧”人物。对区域和平安定的贡献,他留下的是军人政治家伟人的胸襟与风范!

·作者是本地资深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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