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局势

柳金财:争辩中的两岸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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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两岸关系的研究及解释观点,不同理论途径有其迥异视角。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运作与利益获得,短期内两岸经贸整合与交流,在经济利益有所互惠,同时有利于两岸和平;且从长期角度来说,经济获益会带来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新现实主义强调政治自主性、国家安全及主权独立,经贸整合尽管短期获得利益,但长期台湾将失去政治自主性及独立性。至于建构主义者则强调认同建构、民族情感、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简单地说,新自由主义强调利益,新现实主义重视主权,建构主义着眼于认同。

从国际经验来说,欧盟形成的历史与统合模式是从经贸、文化开始,再迈向政治统合。国民党李登辉统治时期拟定国家统一纲领所规范三阶段论,民进党陈水扁统治时期两岸政治统合新框架论,马英九执政强调两岸文化交流及推动中华文化;大陆领导人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皆揭橥振兴中华文化复兴民族的历史光荣使命,因此透过两岸文化交流将会产生和平润滑作用。

相对而言,两岸间的文化交流可说是两岸政策领域中较不敏感的部份,属于“低阶政治”;而文化交流事实上在两岸政治处于敌对僵持对立或军事紧张时,经常扮演着沟通两岸人民情感的角色。然而,大陆与台湾双方仍赋文化予“统战”或“和平演变”的政治意图。尤甚者,民进党执政前已被宣称正在进行文化台独、渐进台独及和平台独,因此520后两岸文化交流所衍生的问题与争论,将会更形白热化。

若民进党政府执政后,在调整课纲上无法同时包容陈水扁版及马英九版并存状态,将引发有文化台独之质疑。这些争辩包括:台独基本教义派质疑两岸文化交流,是否会模糊台湾民众的公民权与国家认同;凸显“台湾主体意识”与“中华民族主义”的争论;两岸文化政策自主性的不对称。

笔者认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策略选择与目标,应包括建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开展全面双向文化交流政策、建构两岸公民社会文化联盟。这种过程将会是中华文化在地化,与台湾主体意识及中华民族主义、普世价值之间的融合与缠绕。

两岸文化交流所衍生的问题与争论,已普遍受到关注。首先是模糊化台湾民众公民权与国家认同问题:从整合理论角度来看,各国参与整合过程,内部菁英与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忠诚”,多少会产生移情作用,此属常理。当然两岸文化交流后,势必会对两岸人民产生“政治忠诚”的转移作用。

从目前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在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上,无法与中国大陆一刀切完全分割开来,台湾民众并未因两岸文化交流而模糊化其国家认同。台湾民众在中华文化上的认同,与对台湾的国家认同不必然会产生冲突关系;越来越多人民可以区分文化认同/国家认同间的差异与关系。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认同台湾人比例增加,但依然认同中华民国,而非主张独立建国。且大多数台湾民众也不太会因国家认同问题,而在两岸文化交流上主张严格管制。

其次是“台湾主体意识”与“中华民族主义”冲突:一般言之,中国意识越强者,其国家认同就可能越倾向将台湾与中国大陆视为一国,将台湾民众视为中国人民;而台湾意识越强者,则较倾向将台湾与中国大陆视为两个国家,并将台湾人与中国人视为两种不同国籍的人民。

因此,尽管中国大陆极力塑造中华民族主义的情感,强调共同历史、血源及文化,振兴中华民族使命、两岸一家亲及两岸命运共同体感,台湾民主化过程却使得台湾民众越来越能够区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不同,族群型民族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间的差异。这显示整合理论的“扩散效应”或“分枝性效应”,在短期内仍未显现在两岸文化交流功能与目标上。

最后是降低台湾国家文化政策自主性问题:文化全球化对封闭式的威权政府文化政策构成严重威胁,并降低国家文化自主性的程度。台湾与中国大陆对于开放文化市场仍有待进一步松绑,两岸政府为维持自身文化政策的自主性、文化产业利益及国家利益中文化利益组成,仍无法完全排斥政府对文化交流的规范与介入。

通常威权国家的文化政策自主性较高,大陆政府相较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较难接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思维。文化政策试图提升展现柔性国力及软实力,从而凸显价值、观念及意识的领导作用。

随着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在全球排列中其经济力第二、军事力第三,但文化软实力并未能迅速崛起;台湾多元文化正体现出普世文明价值,其传统生命力、包容性及创新性仍具相对优势,此正是民进党执政后两岸社会文化交流更不可偏废,应借由文化软实力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依据。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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