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和淡马锡控股（Temasek）的投资回报，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超过了公司或个人所得税，也比消费税多。
如果没有这笔收入，“政府很久以前就要调高税率，来投入到社会开支中”。
淡马锡控股首席执行官何晶昨日（1月21日）在面簿上分享一篇关于财政预算案的贴文时指出这点。
她写道，若没有这笔收入，政府只有靠增加税收，或削减其他计划的开支，才能推出建国一代配套（Pioneer Generation Package）这类的计划。
在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s，简称NIRC）框架下，财政部每年可从上述三家机构的预期长期净投资回报中，提取高达50％充当财政收入。
根据2018年政府财政收支平衡数据，NIRC的贡献为158亿5000万元，较前一年增加8.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这高于任何一项税收。
2018财年我国的经常收入为72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633亿元。
各项税收中，公司税的贡献最大，为151亿元，占了19.1％；其次是消费税，为114亿元，占14.3％；个人所得税则贡献了14.2％，总额为114亿元。
由于政府开支增加，我国2018财年的基本预算收支（primary budget position）是赤字734亿元。包括特别转移部分（special transfer）和NIRC后，整体预算赤字缩小到6亿元。
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去年的预算案宣布，计划在2021年至2025年间，把消费税调高两个百分点至9％，以满足今后日益增大的社会开支，包括安全、教育、基础设施和医疗领域。
NIRC框架从2009年起实施，一开始只包括金管局和GIC的贡献，2016年淡马锡的预期收益也纳入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里。
何晶在面簿文中指出，2016年以前，淡马锡每年向股东支付的股息，最多一半可用在财政预算中；财政部是淡马锡的唯一股东。“政府应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增加开支，在经济蓬勃的时候节省更多，从而抚平周期的上下波动。”
她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么做也更加实际，因为相比起经济蓬勃的时候，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建造基础设施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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