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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访新加坡

新中合作前景大有可为--李显龙总理接受联合早报专访<br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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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新中庆祝建交25周年之际,我国总理李显龙接受本报专访,回顾与展望新中双边关系的发展,谈起他对中国的多重印象,包括参观中国历史古迹给他的震撼。

韩咏红 hanyh@sph.com.sg

黄伟曼 ngwaimun@sph.com.sg

相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新加坡好比一个小型“实验室”,但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国在国家治理上哪方面做得好、哪方面还需要改进,大家都看得到,一些经验也因此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实用的参考价值。

也因为如此,新加坡要持续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最重要是“做好自己”,只有让本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保障下一代的未来,新加坡的经验才能跨越本国国界,继续体现我国的价值,并与中国创造互利共赢。

展望未来,李总理预见中国将继续发展强大,在亚洲发挥的影响力也将与过去不同。许多亚洲国家希望中国继续繁荣昌盛,但周边小国关注中国的崛起也是必然的。

他提醒说,大国要去体会其他国国家的观点,很不容易,别忘了其他国家要适应大国的需求也是不简单。所幸原则上中国与亚细安各国都想与对方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现在的一些争议可视为各方适应调整的过程。

@建交前新中高层已有频繁接触

25年前,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外交部长黄根成和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开启了新中友好交往历史中的新篇章。

建交,是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开始,也是新中关系各方面快速发展的起点。1994年,新中第一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在苏州破土动工,在接下来十几二十年里,两国建立了副总理级的合作联委会、部长级的经贸理事会,又开启了第二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很快就要推进,两国双边贸易 额增长了20倍,新加坡也成为世界第二大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

也不能将1990年理解为两国政治关系的开始。正式建交以前,1976年,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就第一次访问中国,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进行了会见。李光耀更是世界上少数与历代中国最高领导人有直接接触的外国政要。

两年后,时任中国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时正值中国文革末期的关键时刻,在邓小平回国后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全党全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由此走上发展的新征程。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也就是新中建交前的历程,两国高层已经有十分频繁的接触。李总理列举了多名早在1980年代就来访的中国高层官员,包括 1981年到访的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1985年到访的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1986年到访的时任国务委员谷牧、副总理田纪云等等。

从1990年代两国建交后,新加坡也荣幸地接待过历代中共领导人,包括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都曾经访问新加坡。

对此,李总理指出,这些高层往来给予双方互相交流的机会,让新加坡“更深一层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形”,了解如何去配合中国的发展,进一步探讨新合作机会。

他说:“官方层面的密切联系,为其他领域的合作,以及我们民间的交流往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李显龙总理的中国记忆

李显龙总理本人第一次访问中国则是在1985年。当时李总理刚进入政坛,职务是贸工部与国防部政务部长,他还记得,当年随同时任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一同出访北京、天津与广州,还到广东蛇口参加一个有新加坡企业投资的石油勘测基地的开幕典礼。

也是在那次访问中,李总理结识了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新中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领导人李岚清。

至于当年的中国社会面貌,他的记忆已有些模糊,只记得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改”,与现在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对比。

例如,当年到中国的商店光顾,书籍、纪念品等都摆放在柜台内,顾客不能拿下来看,店员的态度基本上是“顾客少,工作就少”。

李总理说:“他们现在的态度大大不同了。他们会招商,整个机制也改变了……现在你到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难发现,大家都很迫切地要走上新时代的轨道,不论是大城市或小市镇,他们都会说‘你来啊来这里投资’,‘来这里搞一个项目’。”

这种变化,其实在1990年代初李总理第二次去中国时,已开始显现。

这一次,他到了江苏省苏州市,认识了苏州市长章新胜,也即后来游说李光耀等新加坡高层,选择在苏州设立第一个新中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关键人物之一。

李总理说:“过后资政也去了苏州,他就和资政谈起说,为什么你们不在这里搞一个项目?那就是苏州工业园的发起点。”

@苏州工业园区成功,维护新加坡品牌重要

1994年,在新中领导人的见证下,苏州工业园区破土动工,大家怀着共同目标,将这里开发、规划和发展为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园区,通过吸引外国投资、开发新企业、创造亲商与宜居环境,一方面协助与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为新加坡提供新商机。

领导人20多年前的这个决定,书写了苏州工业园区的面貌,也将两国互利共赢的友谊凝固成了改善人民生活的事业。园区如今已成为高端产业聚集的现代城镇、中国领导人赞誉它为中新合作的成功典范,“新加坡经验”也从园区二度移植、转移到中国其他地方,成为参考的对象。

回头看看两国合作的成果,李总理评价说,苏州工业园区“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当初的目标”,基本上算成功了。

他笑说,“苏州工业园变成好像大寨或大庆这样的标志。我们不敢去担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各地的官员都听说过苏州工业园区,很多人都去 过园区,所以他们都知道新加坡管理得好,新加坡办的项目是成功的,对中国有好处的。许多地方都希望我们在那里办一个工业园。”

这就带来另外一个局面:许多地方希望与新加坡合办工业园,但新加坡也需要维护“新加坡品牌”的价值。李总理提醒,如果“到处挥霍”,这个品牌将会失去意义。

他也指出,事实上中国各地方也已经有资源、能力与经验开发自己的项目,但他们看到“新加坡品牌”在对外招商与争取中国中央政府的作用,然而新加坡则必须从本国长处出发,遇到具体项目,必须仔细研究、讨论、敲定才进行。

他进一步阐明:“品牌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是主要是了解新加坡的能力,因为参加一个合作项目不是只有品牌因素,而是要思考我们带来什么?我们能够办到什么?”

他说:“要真正能双方互惠共赢的,那我们才去实行,去实践。”

@新加坡愿助中国走它原来就已经要走的路

在苏州工业园区以后,新中两国的第二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在2008年破土动工,这时的中国与1990年代已大不相同,中国当时的重点是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配合中国的发展步伐,两国合作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应运而生。

在专访李显龙总理时,新中两国政府和企业代表,正在积极探讨在中国西部开展,继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之后,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可行性。

这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013年访新时提出的倡议。该项目的发展重点是实现“现代互联互通”和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李总理指出,新加坡希望配合中国的发展需求,也配合中国提出的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计划,寻找双方能拓展合作且又可行的项目。

经过两年的协商,第三个项目的落点,预计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时,正式宣布。

比较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与苏州工业园区的不同与挑战时,李总理一语道破:这项新时代的挑战,涉及中国的制度改革课题,而新加坡能做的,新中合作的核心,是“新加坡帮助中国走中国原来已经要走的路。”

他说:“(苏州工业园区)那是一个时代,一个挑战。现在,中国已不需要另外一个苏州工业园区了。中国现在考虑的是制度改革的问题。

“城市、基础设施,中国已经有了,他们需要的是制度的改革,同时需要把各地的交通来往连接起来。中国国内物流成本其实蛮高的,比其他国家来得高,并且不那么方便,有很多阻碍。”

“如果中国这方面有意改革,有意投资,那我们愿意配合他们,我们做一个项目,目标是能够帮他们走他们原来就已经要走的路。”

他也形象地阐明新加坡的主要考虑,新加坡需要慎重,除了“不想越帮越忙”,也因为新加坡对推进政府间合作的态度是:不能单纯着眼于商业利益,却也不能无限赔钱。

“如果说你期待通过这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投资,取得可观的利润,这个目标并不完整。”

他说:“项目除了是商业上可行的,也是一个发展项目。通过项目所被赋予的创新政策和政策的先行先试,这个项目将催化中国西部的整体发展。我们的视野不应 局限于金钱上的短期获益,而是应该将它作为一个长期的合作项目来看待,把握这个项目所带来的机遇和创新举措。新加坡企业可借鉴自身与国际企业交流合作的成 功经验,推动与中国企业在这个项目中的合作,并延续和加强“新加坡品牌”在中国的作用与价值。当然,新加坡企业也不能够无限地赔钱,所以要达到一个恰当的 平衡。”

@新加坡必须保持成功

而在新加坡审时度势,照顾好“新加坡品牌”,并且继续与中国——这个本区域大国兼友好邻邦——发展双边关系,受到重视,个中的秘诀不在外部,而在新加坡自己;秘诀就在于新加坡要依据本国国情,继续取得“成功”。

在记者问到“成功”的话题时,李总理说:”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成功,别人对我们就完全失去兴趣了。”

今天的中国也很成功,但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安全网建设、教育体系等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李总理解释,作为国土面积有限,缺乏天然资源的城市国家,新加坡采取了适合本国国情、特殊的社会治理模式,我国对“成功”的定义,不是以任何一种政治模式为标准,而是能否为国人建设美好家园,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让孩子有无限发展空间,同时维持社会和谐。

他相信,让本国人民有好日子过——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新加坡犹如小型实验室,新加坡的经验“大家都看得到”,也就有了参考意义。

他说:“所以在为本国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构想、经验,可能对中国有参考价值。如果这些构想在新加坡行得通,中国尽管国情不同,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会想,新加坡是这么做,应该看看。”

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官员也见证到中国关注点的变化。早期是招商引资,建立现代化工业园,最近一两年的热门课题是社会管理。

李总理指出,中国官员对新加坡的基层组织、议员接见选民的方式,政府与民间团体的关系十分感兴趣,他们也已经意识到,政府对社会人群的行政方式再称“管理”已不大正确,已经改叫“治理”了。

他进一步分析,在中国从农业社会发展为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社会治理确实是一项新课题。中国尚未形成人与人在城市里交流、凝聚的社会模式,城市里有大量 外来的农民工,政府提供的政策性住房规模较小,社会底层人口处于散居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办好社会管理,要加强社会凝聚力,比较难着手。”

“所以他们到新加坡来,总是来参观人民协会,有时看人民行动党总部,有时陪部长或议员去看议员接见民众的方式。我们不能够说新加坡的模式能够在中国照搬,可是,我看到他们在观察与探索的过程中。”

@大国小国都需要适应调整

在新加坡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最近十年多了一个维度——中国与亚细安的关系。2002年以来,中国与亚细安签署了《中国与亚细安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亚细安友好合作条约》等协议,迎来双边关系的黄金期。但随着中国的崛起、重写本区域的国际政治格局,一些亚细安国家舆论中也出现了对中国战略意图 的担忧。最近几个月,南中国海局势再次升温,也提升了本区域的不安情绪。

对此,李总理直言,他认为亚洲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继续繁荣昌盛,中国的成功对亚洲有益处,与此同时,一个强大的中国在本地区发挥的影响力,也跟以前不相同。李总理说,“所以各个国家都需要适应和调整”。

2012年,李总理到中共中央党校演讲时,就曾经阐述了这个观点。

他在本次受访时再次提醒,大国能够体会其他国家的观点,很不容易;同样的,其他国家要适应大国的需求,甚至它们的重要利益,这也是不简单。大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利益和观点,所以,不论大国或小国,都在经历调整的过程。

李总理也表示,中国与本区域的小国,都希望搞好双边关系。虽然有些摩擦,有不易解决的难题,例如南中国海的有关岛礁和领海的主权问题,海洋资源的问题,但原则上,中国与亚细安各国都想与对方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就提供了各方管控危机的意愿与基础。

李总理指出,主权争议很难彻底解决,因为没有一方会公开表示放弃领土主权声索,要在中国宣称的九段线内外做一种“楚河汉界”的清楚划分并不可能。为了避免把争端激烈化、尖锐化,李总理认为,争议方是可以进行共同开发,至少避免彼此发生直接的冲突。

李总理提出,2002年中国与亚细安十国发表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正在商议中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就是为了达到避免直接冲突的目标。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承诺,在广阔的大海中,一国的军舰与另一国的渔政船倘若发生冲撞,擦抢走火,“就很麻烦了”。

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必须是有关双方用双边方式解决,拒绝多边协调或者把问题“国际化”。李显龙总理在采访中,也坦率重申新加坡的立场。

“新加坡不是声索国,我们不选边站队。但是我们是亚细安的成员国,亚细安作为区域里的一个组织,对南中国海的局势当然有观点。对区域的和平稳定也有关 切。身为高度依赖贸易的小国,我们自然重视自由航行飞行权与捍卫国际法。我们不能说这只是个别亚细安声索国的问题,而亚细安本身作为一个组织则不闻不问。 因此,新加坡支持亚细安的目标,希望中国能与亚细安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方面尽早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新加坡刚接任亚细安与中国关系的协调工 作。亚细安与中国之间已经有了全面和实质性的合作议程,接下来新加坡以协调国身份会继续推广,提升同时也拉近双方面的合作关系。在比较棘手的课题例如南中 国海争端,新加坡将以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去协调,我们期待亚细安与中国能达到共识,继续维持区域的和平发展。”

@李总理对中国历史的兴趣 

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做访问,记者一个相当大的震撼,是李总理对新中关系与中国各方面的最新发展,都有具体而细致的认识。谈到中国发展、社会治理、户籍制都能自如应对,侃侃而谈。

不过,当记者对他的中国细致认识表示惊奇时,李总理只是淡淡回应:“也不算吧。”

他随后解释:“这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不得不去观察它,了解它,或者说尽量了解它。没有人能够预测,它下一步会怎么样走。”

于是,留意中国的动态,也是李总理的日常工作之一。他解释说,报纸上的的相关新闻,他都有需要看一看,了解动态,人物与较长期的趋势。

除了关注中国的政经外交动态,李总理在这次专访中,对记者透露了之前并不为人所知的小细节——他对中国历史深感兴趣。

当中国学者在考古方面有新发现与报告时,如果他正好到访所在地,会找个机会去参观。这些年来,李总理亲身去参观了西安的秦兵马俑,长沙马王堆的汉墓古尸,还有成都金沙遗址(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遗址)。

这个兴趣的底子,源于他接受的华文教育,总理说,求学时在学校读过一些,虽然不很深入,但对中国的历史与朝代至少有个框架式的认识,当看到某件文物时,也就能将其历史意义连系起来。

他说:“现在你看到许多汉朝的文物。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看到这么多汉代出土的文物,当时甚至不知道这些文物存在。可是现在你去中国,或者在国外的展览,你能够产生共鸣。”

这种“共鸣”,来自文化与语言的共通。他说:“那些碑文,不管是篆书、隶书,或者是楷书,你其实还能阅读。在另外一些国家,很难想象2000多年的碑文,现在的人还能够读得懂。”

@新中双边合作前景大有可为

在新中的双边关系中,有两组数字,最能证明两国密切的双边关系。其一是两国人员往来频繁,只有500多万人口的新加坡,每年有100万人次到访中国;中国每年有200万人次到访新加坡。

其次,新加坡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从新加坡投资到中国的资金,在2013年,新加坡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数额超过70亿美元。

对于第一个数字,李总理指出,新加坡这样小的国家,每年100万人次到中国去,“规模其实不小”。他认为,新加坡人有着希望多了解中国,到中国多做事情的意愿,今天,就有很多新加坡企业在中国打拼,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能找到新加坡人的身影,看到新加坡企业。

他指出,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自2009年生效以来,在双边贸易及投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两国密切友好关系的重要支柱。

2013年新加坡对中国投资高达70亿美元,涉及房地产、农业、废水和垃圾处理、科技、其他消费品等等。此外双方也开展了多项合作,除了政府间合作项目,还有中新广州知识城、新川创新科技园等“企业牵头、政府支持”的项目。

李总理说:“70亿也不算很多,因为中国机会那么多”,相比之下,香港每年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大约是新加坡的十倍。

与此同时,有更多中国企业也在新加坡找到了商机,在新投资日益增加,以新加坡作为进入亚细安区域跳板的例子也比比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两国企业国 际化,双方都意识到了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的重要性,要确保协定能够随着企业的发展需求与时并进。这才能让中新自贸协定不断的为两国企业带来效益,促进双向投 资与贸易。一个具前瞻性与高水平的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版,将巩固两国未来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础。

新加坡与中国,一个是赤道小国,一个是亚洲大国;两国地理位置、历史、人口结构、语言也有明显不同。过去一个世纪来,两国关系经历了疏离、接触、建交以及双边关系高速发展的阶段。

展望未来,李总理总结说:“新中建交25年,关系提升了很多,25年前我们所提的一些经济合作的目标,提升双边贸易额,现在都远远超越了。中国完全改变了,新加坡跟25年前也很不相同,所以,我们跟中国继续合作的条件比以前更好。

“希望无论是文化、旅游,或者是商业,经济的领域,以及学术领域中的大学间合作,我们能够继续多做一些,我看机会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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