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杨荣文:一切始于4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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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文(特邀撰稿)

邓小平1997年2月逝世时,李光耀到新加坡的中国大使馆作最后致意。他深深鞠了一躬,但之后和一些同僚说,他的行礼,没董建华在香港鞠躬时腰弯得那么深。李光耀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尽管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紧密,我们有别于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新加坡和中国是亲戚的关系。我们不是一家人,但时不时会给拉进家族对话中。中国大陆发生什么大事,我们不可避免受到影响。新加坡参与中国事务,可追溯到清朝末年。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的蹂躏,中国当时陷入混乱。敌对党派竞相争取新加坡华人的支持。康有为无法立意反清;孙中山视共和革命为挽救中国人免于被殖民化的唯一途径。同盟会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六个月后,新加坡就设立了分会。新加坡与槟城成为孙中山组织反清的境外基地。中华民国的第一面旗帜是在新加坡设计和缝制的。邓小平1920年途经新加坡前往巴黎时,应会感觉到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之间浓厚的亲属之情。

中国五四运动在东南亚华人当中引起回荡,对新加坡的反殖民运动产生重大影响。以新民族主义为课纲的华校成立了;华人商会深深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传统至今仍存;华文报章每个星期天出版推动社会进步的副刊,到今天《联合早报》还在出版。日本1931年入侵满洲地区,1937年进军中国本土时,新加坡华人团结起来支持中国,他们群起出席徐悲鸿的画展以示支持并筹款。新加坡在抗日运动中起的作用,日本当时仔细地看在眼里。在台北制定征伐英属马来亚的计划时,日本皇军列出了数以千计华人社群领袖的名字,一旦占领新加坡就要除掉他们。

日本宪兵1942年对新加坡华人的大屠杀,使跨越不同政治光谱的一整代人下定决心要争取独立。很多人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的鼓舞。作为冷战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各地支持当地共产党的抗争行动。马来亚(包含新加坡)1948年至1960年进入紧急状态。李光耀跟马共分子及他们的同情者进行斗争,才得以在新加坡全面掌权。过后很多年,新加坡与共产中国的联系切断了,直到1980年代,还只有老年人才获准访问中国大陆。1983年,我还是一名29岁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军官,得申请特别许可才能跟父母一起访问中国。

邓小平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访问了新加坡。那是1978年11月,他并不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水平而受到启发。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或西方的许多城市将会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新加坡特别之处,在于它代表了一个疏远了的亲戚所能取得的成就。在中国以外,没有任何国家的人口以华人占多数。李光耀告诉邓小平,新加坡华人是低学历苦力的后代,如果他们能取得佳绩,中国大陆采取正确政策的话,将能做得更好。会见时,邓小平着意没有使用李光耀在总统府为他准备的痰盂。当邓小平问说中国可以怎样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挫败越南在中南半岛的野心时,李光耀温和地告诉他,尽管中国将越南视为共同的敌人,东南亚国家有时也将中国视为共同的敌人。中国听取了李光耀的建议,逐渐切断对东南亚兄弟党的物资支援。在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并向卡特总统透露了中国要“惩罚越南”的意图。1979年到1989年的这10年里,新加坡与中国密切合作,才让柬埔寨免于受越南的控制。

在经济方面,中国研究了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以汲取经验教训。1985年,中国任命吴庆瑞博士为经济特区发展的顾问。双边关系在各方面一步步改善,双方部长和官员见面时对彼此的感觉也越来越舒服。

天安门事件1989年6月爆发时,新加坡人备受震撼。我记得和母亲争论过政治;她在中国长大,1937年与我父亲结婚后,19岁那年才来到新加坡。民主女神的塑像一出现在广场上,她马上就看到学生抗争背后有台湾和美国的手。李光耀在一场内阁会议前和几位资深同僚会面,讨论新加坡政府应如何回应。声明虽然表达了震惊和失望,语气却是悲伤的,而不是愤怒的。我知道李光耀心中想到的是邓小平对新加坡立场的反应。李光耀后来解释,新加坡政府不能保持沉默,我们会无法接受自己这么做。但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李光耀都会为邓小平对学生采取的行为辩护,认为那是必要的行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他都建议中国人发掘现代化的手法,以最少的武力管控示威,而无需动用到坦克和子弹。1992年初,布什总统和杨尚昆主席在几天内相继访问了新加坡。我很荣幸在两次会议中担任李光耀的记录员。布什要求李光耀代为向杨尚昆传达一个信息,布什需要中国帮忙使双边关系再度正常化。

邓小平据报曾告诉中国领导人,1989年6月的两年后,改革进程应会重新走上正轨。这并未实现,或至少并未完全实现。尽管年事已高(当时他已88岁),邓小平1992年2月展开他重要的南巡之行。他决心要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推上最后一把。在珠海期间,他邀请了来自香港的顶尖商业巨子来跟他会面。邓小平当时说了很多话,其中就提出,对于社会管理,中国应该努力做得比新加坡好。

我们当时并未意识到,邓小平有关新加坡的谈话不是兴之所至,而是在直接下令中国官员向新加坡学习。这就像教宗以其宗座权威(ex cathedra)作的发言。邓小平1978年的新加坡之行,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一年,中国大约有400个代表团访问了新加坡。我看到中国大陆在重复一贯的学习模式: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社会管理学新加坡。新加坡一些部门抱怨说,他们没有足够人手来应付这么多的访问,工作上也因此分心了。李光耀听说后,心想一定有更好的方法让中国汲取新加坡的经验。这便是苏州项目的缘起。

李光耀于是向中国领导人提议,双方共同在苏州发展一个工业乡镇,新加坡将帮助培训中国官员。我们听到小道消息说,邓小平病中获通报并批准了这个项目。苏州项目的开展后来比李光耀预想的要困难得多。与新加坡不同,中国是个大国,拥有很多层级的政府。要让项目成功,光有自上而下的支持是不够的,中间层级的利益也要对齐。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实验,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双方成功合作的闪亮标志。中国从新加坡学到多少,新加坡也从中国学到多少。

整个1990年代,双边关系不断强化。我当时是新闻及艺术部长,曾接待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两位到访的重要领导人。中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1992年到新加坡访问了李光耀、吴庆瑞博士(当时已退休)和其他人后,写了一本关于新加坡的书,在中国广为流传。1996年,邓小平打桥牌的老牌友、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关根,率领一个成员包括两三位部长的高级代表团,在新加坡度过整整一周。他们那么高强度地考察了新加坡的媒体管理(电视、广播、电影、剧院、报章、图书馆、电影院、互联网),以至于那一周结束时,我感到他们比我还更了解多个方面的新加坡。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正准备发布中国的互联网政策,来新加坡是为了做一些最后的检验。我记得当时告诉丁关根和他的同僚,重要的互联网网站总是可以控制或审查的。事实上,我们有项政策是,始终保持一张百个被禁网站的清单。丁关根看得出来,尽管相对受到西方的影响,新加坡的核心还是属于亚洲的。中国决定在境内开放互联网,但保持内外世界的隔离,结果证明意义重大。如果不是关键的这一步,我们现在看到的、充满活力的中国网络空间,不可能出现。

有一件事出乎意料地提升了我们在中国眼中的地位。1994年,一名美国青少年和另外几名外籍青少年被控破坏公物和盗窃并给定罪,刑罚涉及鞭刑。尽管克林顿总统本人提出强烈反对,新加坡政府还是执行了判决(鞭打的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事后数年,吴作栋总理成为白宫不受欢迎的人物。中国国内广泛报道了麦克·菲(Michael Fay)事件。即便在我父母的潮汕老家,也有人很钦佩新加坡政府勇于顶住美国人的压力。但我其实感到尴尬,因为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荣耀。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是我们外交政策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但法律是法律,我们不能为此屈服。

虽然新加坡和中国在政治上是分开的,历史和文化的联系日久弥新。新加坡不仅仅是一个朋友,也是一个亲戚,得经营双边关系中难以避免的复杂性。作为亲戚,我们能够为海峡两岸两次历史性的接触——1993年的“汪辜会谈”和2015年的“习马会”——提供中立但友好的场地。当台湾2004年违背承诺没有对副总理李显龙访台加以保密时,新加坡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急转直下,成为我2004年8月接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时的烫手山芋。还好,双方都心存善意,在新加坡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上,两国关系迅速恢复。

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至1998年爆发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00年底,朱镕基总理提议亚细安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今天,中国已成为亚细安每个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新加坡为中国在东南亚发挥的节点作用将变得愈加重要。多年来,中国一直从新加坡得到启示,也间或持续研究新加坡的方方面面。

不过,随着中国在许多领域开辟新天地,新加坡也有越来越多可向其学习的地方。新中社会基础的相似之处,足以令我们相信,能在一国行得通的,在另一国也可行,特别是在城市那一层。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目前正进入创新阶段。中国有那么多城市,所以不断在对新的形式和想法进行实验,那些有效的经验就会总结起来和传播开来。新加坡理应参加这个正在进行、规模遍及一整片大陆的实验。新加坡的品牌在中国有时会给我们一种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

例如,新加坡应该认真研究中国将广东省的城市与香港、澳门连接成大湾区的方式。大湾区可能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极,新加坡自然应该参与其发展。新加坡和香港的结对,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此外,新加坡还应思考,如何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合作,在新加坡周边实现类似的发展概念。中国的发展应该鼓励我们也在东南亚大胆思考,突破旧有民族主义心态。在21世纪,我们需要一个焕然一新、连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成长三角”。东南亚大陆新的成长三角正在逐渐成形,这个发展当中有一部分正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

医疗保健是另一个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中国发展领域。通过大数据分析,中国的医疗保健经验将惠及全球。我的小儿子在美国圣祖德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 Research Hospital)接受骨髓移植手术获救后,我的太太2006年在新加坡成立了一个名为“活泼儿童抗癌基金”(VIVA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with Cancer)的癌症儿童基金会。我迁居香港后,我太太2014年也在香港为患癌儿童成立了中国VIVA基金,以借助圣祖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术来提高中国的治愈率。来自中国20家医院的5000名白血病患儿参加了这项计划,初步结果显示治疗情况显著改善。中国的优势在于有一个相对集中化的系统,这有利于快速决策和分析大量数据。借鉴中国的经验,新加坡VIVA基金可能会为亚细安组织类似的跨医院计划,以便东南亚白血病治愈率也能实现类似改善。

新加坡可以帮忙改善亚细安与中国在许多领域的合作。亚细安与中国之间密切的互利合作对我们未来的福祉至关重要。我们一定要尝试发挥积极的作用,遏制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新加坡与中美两国都保持了密切关系,这有时会令我们面临选边站的压力,但这也让我们能够偶尔和明智地发挥有益的作用。例如,我们并未自告奋勇地为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举行的非凡峰会提供场地。中国是隐藏在那场峰会背后的第三位棋手。这三国都认为新加坡是中立和友好的。当我们被要求提供场地时,我们高兴地同意了,并确保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会议顺利进行。新加坡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定位,以及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才有能力作出这样的贡献。

2007年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我在新加坡和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面,这是在我们得知他将成为中国外交部长之前。他私下跟我说,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对彼此都相当有好感。这种相互的好感弥足珍贵,而且有个重要的开端,就始于40年前。

杨荣文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长,目前为嘉里物流主席。

(翻译/王纬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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