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代表一份报纸的立场，在“诞生”过程中，除了经历一番辩论，也须秉持公心，让这个公共舆论平台能发挥观点交流、下情上达的社会功能。
作为社会舆论的公器，《联合早报》的言论版一直如履薄冰地履行社会责任。当然，过程中难免偶尔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只要以秉持公心作为决策的标准，这个公共舆论平台就能够发挥观点交流、下情上达的社会功能。
无可讳言，任何专业的判断，都不可能不受到判断者的主观价值影响，所以什么人坐在总编辑和言论组主任的位子，都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言论版的风格与色彩。
早报言论版历经不同时代的变化，目前共两大版，每周的周一至周六同读者见面。除了社论，还有针对国内课题的评论文章，并配上一则时事漫画。另外，我们还设了“交流站”，让读者可写信投诉或讨论社会民生课题，并且有同事撰写“站长的话”。
每天的社论由包括言论版主任在内的一组同事轮流执笔，负责撰写社论的同事，当天必须在由总编辑或值班高级编辑主持的社论会议上先建议题目，经过辩论后确定基本立场和观点，才开始动笔。
不难想象，这永远是个“顺得哥情失嫂意”的平衡过程，特别是遇到充满尖锐争议的课题，要如何确保我们的立场和立论具有一定代表性，而且不会让读者觉得太过四平八稳，就要考验执笔者怎么拿捏。
社论及言论版的另一个挑战，就是与政府的关系。如果按照西方关于媒体地位和角色的定义，无疑就是对于当权者的监督，确保民众的知情权，以及言论的自由。
不过新加坡政府一贯的立场则是，政府有选民公开和正式的政治委托，媒体没有，所以媒体虽然有责任反映民意，但并没有更高的正当性来制衡政府。只要人民行动党能继续获得选民的委托，政府和本地媒体的既有关系也将继续。
言论自由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却恐怕不是唯一，甚至是最高的价值。任何专业媒体人都相信，更大的言论自由空间，更有利于公共利益。可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应是多层次的，言论自由只是其中重要的一层，而且必须同其他价值相互平衡，不能一枝独秀，更不能是绝对化的。因此，人民行动党政府以多元种族、宗教和语言的特殊国情，来划定言论的界限，并不是完全没有事实的根据。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意见和事实的不同。让意见自由地表达，在大多数场合或有其必要性，可在特定场合，却可能适得其反，比如个别宗教就其他宗教的批评，非但不会取得“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反而更可能导致宗教间的仇视甚至暴力冲突。但是对事实的报道和批评，却是作为社会舆论公器的报纸所不能推卸的责任。
民主社会里 妥协更重要
我个人始终相信，在多元价值并存的民主社会，妥协才是更重要的价值。这也是我对言论自由绝对性有所保留和质疑的原因所在。因为不同的群体都有维系自己身份意识的核心价值，这是不容改变的。所以任何的理性交流，都必须建立在这个认知上；既然有不可改变之处，就必须学习妥协以便和谐共存。对不可改变之事，以言论自由之名反复批评，结果只能是暴力。这并不是说任何冒犯性的言论都不允许，如果涉及真相，真相当然必须是第一位的考量。
我也相信言论版除了意见的交流，更必须是知识的传播；进一步说，意见必须建立在知识之上，否则就缺乏价值了。因此，我们会继续鼓励更多学者投稿，也希望读者能抱着“闻过则喜”的开放心胸，勇于接触和尝试了解跟自己看法不同的观点。如果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愿意承认自己或存在盲点，并愿意通过参与公众舆论“自我扫盲”，那社会的向上提升，自不在话下。
基于上述认识，言论组在选稿时取舍的标准因而也是多重的，除了基本的文字和逻辑要求，也注重观点及立场的多元，特别是对立观点的呈现。唯有如此，才可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至少明白那些持自己所不喜或反对立场的人士，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
最后一点，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普及，对报纸的挑战越来越巨大，随之而来的假新闻现象，对社会人心安定的威胁也越来越甚。这对报纸来说是个杯水半满或半空的命题——如果媒体人能坚持专业，秉持公心，则假新闻的威胁反而可能鼓励读者来支持我们的事业。所以我们应当卧薪尝胆，在这个混沌的时代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辜负社会大众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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