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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新加坡十五年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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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呈

在新加坡培训的近六百名中国高级官员,将成为新加坡模式在中国的施行者或改良者。

谈及中国向新加坡学习的源起,人们往往追溯到邓小平九二年那次影响深远的南巡。当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监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番话直接促动了中国大规模学习新加坡的热潮。

但其实中国最早学习新加坡的经验,应该自八十年代算起,同样得益于邓小平的推动。当时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应邓小平邀请,八五年起担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直接输出新加坡经验。吴庆瑞任职长达六年,每年到中国考察两次,每次一两个月,重点为深圳、珠海、汕头和门四个经济特区提供建议。华南在改革开放之初,未出国门,就直接吸纳了新加坡经验。

在新加坡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人们不应忽略几个重要时间指标,以此建立宏观看待新中关系的视角和脉络。

其一,邓小平倡导学习新加坡的那一年,是新中于一九九零年建交之后不久。通常在建交伊始就公开大规模学习对方,不合外交常态。其实新中在建交前就已往来频繁,李光耀在七六年即首次访华。但新加坡为免落实“第三中国”的指责,限于地缘政治要在东南亚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两国关系虽名无而实至,中国对新加坡的特殊要求给予配合,彼此对国情的理解与默契,是双方确立信任的认知基础。

其二,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于九四年开始动,由此“重中之重”、“两国最值得骄傲的合作项目”开始,新中之间提升一般性的经贸投资合作,更包含了大规模的管理软件转移、城市规划发展和经贸官员培训,建立起了超越任何国家、甚至港澳台的合作模式。

其三,二零零七年,新加坡倡议与中国合作发展生态城的概念,获得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大力支持,经过数城市的激烈竞争,最终花落天津滨海新区。此一合作彰显新加坡超前的发展理念,以及对中国发展和需求的准确把握。

最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其中大规模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就持续了十五年,至今仍不衰。在这被学习的十五年中,新加坡同样面临上海等发达城市的追赶,自身需要进一步实现政治适度开放、经济转型、社会更具活力的持续变革,最终依赖开放而透明的制度,实现了自身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维持。

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之旅,官员是主体,也是未来中国变革的希望。自九二年开始,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为中国培训官员,九八年开设被称为“市长班”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零五年开办公共管理硕士课程,两项课程已经培训了近六百名官员。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如何协调发挥作用,势执政党如何争取人民支持,比西方模式更接近中国国情。这些官员在未来的施政中,或多或少将成为新加坡模式在中国的施行者或改良者。

中国学术界对新加坡的研究也因应国内思潮演变和需要,开始着墨权力结构、政党制度和政治发展。在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最近还成立中国首家新加坡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由研究新加坡政党政治制度多年的李路曲领衔。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完整、但仍保持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对于正在思索政党转型、探讨政治改革的中共而言,无疑有特殊的价值。但中国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新加坡威权体制颇有微词,对中共借监新加坡模式更不敢恭维。《读书》杂志二零零一年以连续三期篇幅,刊载《成者王侯》文章,首度对新加坡政治制度提出批评。知识界出现的否定新加坡政治体制的观点,恰恰是自身对中国政治变革走向的立场投射。

新加坡能引起中国学习的兴趣,除了依靠制度优势和优良政府治理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与口碑外,还得益于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直接展示自身优点。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加坡采取积极融入发展、广泛参与进程的策略,通过大规模的共同利益的联接,赢得中国政治高层到民间社会的欣赏与信任。

李光耀访华二十七次

为掌握中国发展脉搏,李光耀至今已经访问中国二十七次,堪称世界上访华次数最多、也最深入的国家领导人。新加坡目前是中国第五大外资来源国,第七大贸易夥伴,最大劳务输出国。

随着中国的日益进步,新加坡也意识到相对优势的削弱,甚至有多年之后将向中国学习的自谦之词。这种忧患意识,是基于对中国发展前景和创造力的乐观,或许恰恰又是另外一个值得借监的优点。学习新加坡,也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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