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因公事应约到一位中国年轻的部级领导人处见面。让我没想到的是，在上班时间我们见面的地点竟然是一片修剪得如天鹅绒般的宽阔草坪。让我更没想到的是，这位仅有40多岁的大首长竟然会兴致勃勃一边玩一边与我搭讪着工作。
他在玩什么？玩的就是北京人春秋两季最爱摆弄的风筝。首长极目长空，心不在焉地听我说着什么…
事后，我与诸友人怒谈此事，众人却说我“少见多怪”并告之，凡是与中国的官场或准官场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对那里的奢华、讲究与排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在高尔夫球场相识、在桑拿间中熟稔、在酒宴中切磋成交，几乎成了与权倾一时的主管部门和主管领导人的一套固定程序。而更为令人诧异的是，对此道甚为娴熟的往往是年轻官员！
这套作派归纳起来，大概就是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的中央巡视组对31家单位的党组织进行专项巡视时，所发现的共青团中央存在的“新四化”吧。这个“新四化”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
由于当时中国官媒所报内容过于简单，加之这则新闻又是与其他30家被查出的问题搅和在一起“一锅煮”的，所以这条消息并没有在公众中引来强烈反响。然而，深谙中国政治的人士却非常明白，对一向被视为中共后备军与不二接班人的共青团来说，中央巡视组不留情面地指出团的领导机关存在这种“四化”，这不仅仅是对团中央高层工作的严厉批评，而且是在点明这个负面的“四化”如果不能加以彻底割除和改观，其危害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共青团组织，而且还会把这种危害发展成一种危机，并且会通过一种不成文却实际存在的既定方式和管道，把这种危机病毒传导给整个国家的治理系统，形成一种严重的执政危机！
事实上，在去年中共首次召开的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习近平就对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众团体中的领导层的毛病，提出了批评。
他在如何加强服务性群众性的问题上，提出要“进万家门”，与公众“零距离接触”。群团组织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要当公众工作的“行家里手”。要提高基层一线人员比例。
他认为，加强群众性的核心和惟一途径就是“强化服务”，提升服务能力，成为公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人。
正是在这次会议后，团中央才开始针对自身存在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加以整改。遗憾的是，直至今日，收效不大，这些弊病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共青团机关和领导层的这种“四化”之病由来已久。从表面上看，症状是脱离公众，是对它的8800多万团员的“服务”不到位，但在骨子里，这种“四化”之病的病根和病原却是这个组织在自觉与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的制度属性，是在制度属性上走向了官僚体制，因而才有这些危害国家与社会，并为舆论诟病已久的这个“化”那个“化”。
什么叫做“机关化”和“行政化”？实质就是衙门化，就是权力化。建国以后，共青团就一直被视为执政党的“助手”，是团结、引导并服务于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一个群众组织。但是，曾几何时，国家却实际上把一部分行政职能和权力转交给了这个群众组织，并且给予了它相当于国务院部委的行政级别。共青团中央无论是资金预算、人员编制，还是职级设定、基础设施…一切都按正部级行政机关标准加以安排、配置。甚至工作调动，也按照同级对待。于是，就有了毫无实际工作经验与阅历的年轻团干部摇身一变陡然出任省长部长的咄咄怪事。
既然有了这样的制度保证和依托，又怎么可能遏阻它的成员，尤其团的高级领导成员对权力化的欲望、冲动和追求呢？不要忘了，选派到中国共青团领导机关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是仅有二十多岁的青年。青春固有的热望，加上升官晋级的便捷所引来的强烈诱惑，使他们对权力的追求，真如干柴烈火一般。
行政化即权力化的人格体现就是作官当老爷，就是对官位官职官帽的崇拜，就是对达官贵人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模仿和追求。君不见，一茬又一茬到共青团中央机关甚至附属部门的年轻人，在这样一种官本位的氛围中，在官本位的语言、情绪的感染与熏陶下，他们的兴趣、情趣乃至快乐和忧伤，不是都毫无例外被统统打包进了这种官本位的箱舱里吗？前文所说的“贵族化”和“娱乐化”其实就是在官本位影响下，一种远离大众的物质生活的腐败与精神生活的苍白。
记得一位曾担任过某名牌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团中央干部曾悄悄对我说，刚到机关时，真是不习惯。办公室里聊天的内容就一个：某某某到哪个部委当官去了，谁谁谁被派到哪个省哪个市当什么“长”去了，大家都热衷此道。
笔者还见过一位在团口（共青团范围内）工作的女孩子，她悲切地告诉我和在场的几个老人，她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问之，方知上级决定派她到外地挂职。再问去何地、挂何职？地点竟然是某省会城市，职务是这座有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市长助理！原来，这小女子悲戚的原因，竟然是没有留在北京，没有当上个“京官”！
一个未给国家和公众立过尺寸之功的年轻人竟毫不知耻地把谋求高官官位视为理所当然的平常事？！这是谁家道理，谁家王法？把一个群团组织变成了向国家管理层直接输送高级领导人的大通道，这就是这个群团组织出现“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总根子。恐怕也是像令计划这样一些权倾朝野的腐败分子给“团口”留下的极坏影响。
群团组织的这种“四化”，导致的直接恶果是危害了属于它的工作范围内的广大的公众，间接的恶果或者说是长远的恶果则是危害国家的未来。此话绝非诓语虚言。以农村留守儿童和青少年为例即可窥一斑。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被传媒称为“经济孤儿”的未成年人在中国农村至少有7500万以上。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隔代祖孙是惟一的残缺的家庭成员。这7500万的“经济孤儿”只能接受最为低质的初级教育。这些从小忍受孤独、无助、贫困的他们正在迅速长大，并且迅速成为中国社会最为庞大的边缘人和无工作技能的无业者，他们没有技术又不懂稼穑，他们究竟是中国未来的创造者还是未来的无家可归者、闹事者、破坏者？为此，共青团机关的贵族们难道不应该尽职尽责，为国分忧，马上行动起来吗？
总之，中央巡视组发现的共青团中央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是中国群团组织普遍存在的改变制度属性的必然结果。只有去行政化、割断官脉，才可能有群团组织功能的实质性回归。可见，中央巡视组对团中央的批评并不是什么徐徐微风，而是林中响箭，射中了制度错位与腐败的靶心！
（作者秦晓鹰为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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