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前遭日军残杀 11医学生葬中央医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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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年前的情人节,也是英军投降前一天,我国11名医学生遭日军残忍杀害,如今纪念他们的牌匾静静挂在中央医院角落,两次搬家后,落户“限制区”。记者走访超过10名医护人员与公众,却发现没人听过这段历史。

每年2月15日是全面防卫日(Total Defence Day),纪念当时保卫我国的英军向日本投降,并向国人灌输捍卫国土的重要。

1942年2月14日清晨,英军投降前一天,七州府医科大学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国大医学院前身)一名医学生值班时遇日军轰炸,弹壳穿肝而死。

当晚10名同学扛尸安葬他,途中遭日本炮兵开炮,虽躲进战壕仍不幸被炸死。

去年4月,博客RemSG介绍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记者根据线索,在学院路旁找到标示这批医学生埋葬地点的指示牌“In Memoriam”。

至于刻上11名医学生名字的纪念牌匾,则是从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开始悬挂在医学院的Harrower Hall内。过后搬家两次,目前安置在医学院大厦(目前的卫生部大厦)里。

中央医院博物馆馆长黄素文通过电邮受访时说:“纪念牌匾之所以默默无闻,可能是因为已搬家两次,不在原有位置,目前在卫生部办公楼的限制区。”

记者走访中央医院,发现10多名受访医护人员和公众都完全不知道这段历史。

在中央医院工作11年的佘女士(43岁,接待员)说,她也不清楚牌匾背后的故事,只知道牌匾的位置。

“在医院工作十分忙碌,病患或家属也进进出出,没有人有时间停下脚步,去了解这样的一段历史。”

举行纪念仪式多年

无奈传统没延续

医学生举行纪念仪式多年,但这传统已被遗忘。

黄素文说,当时大学医学生有如凤毛麟角,他们来自周边邻国,都住校园宿舍,感情深厚。

“10名同学在为同学举行葬礼时惨遭杀害,血气方刚的青年医学生必定悲愤不已。”

黄馆长也引用魏雅聆医生在1960年演讲的话说:“战争年代没有足够的殡葬业者,为好好安葬往生的好友,他们亲力亲为,最后赔上性命。他们的牺牲体现当时医学生的精神。”

因此,学校在1948年制作纪念牌匾,并悬挂在医学院内。当医学院大楼还是大学校园时,校方每年2月15日都为这群学生举行纪念仪式。

但此传统没有延续至今,纪念牌匾也没在1984年搬到国大肯特岗新校舍。

历史背景

1942年2月14日清晨,医学生杨达信(译音,Yoong Tatt Sin)在陈笃生医院值班,却遇到日军轰炸,弹壳穿肝脏而死。

当天傍晚,他的25名医学系好友,悲愤扛尸到旧欧南路中央医院(目前的中央医院),想好好安葬他,却不幸遇上日本炮兵朝他们开炮,导致10人死亡。

扛尸仪仗队之一的医学生阿都瓦哈布(Dato Paduka Abdul Wahab)忆述当年惨案,仍历历在目。

在著作“Medical Student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Singapore, 1941-1942”中,这名幸存者忆述:“当时虽危机四伏,但医学系学生仍值守岗位,为受伤人民服务。”

他也说,他们当时躲进战壕,但无情炮弹不停抛了来,他目睹同学一个接一个受重伤而断气。

包括杨达信在内的11名学生的尸体当天无法安葬,直到两天后,英军投降一天后,才在中央医院外安葬。

黄素文说,在传统战争中,医院和医务人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这群医学生遭无情袭击,加深了当时医学生的悲愤。

陈言森医生盼传承历史

毕业32年的“开心医生”陈言森和在籍医学生受访时,都同意这段历史应传承下去。

曾为2000多个病人动心脏手术的“开心医生”陈言森(鹰阁医药专科中心心脏血管、胸肺外科高级顾问医生)是1984年国大医学院毕业生,但他受询时表示完全没听过这段历史,得知后深感惋惜。

“过了那么久,隔了几代人,我们现在已置身事外。前辈受的苦,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后辈看这段历史已麻木,只像看一则悲惨的故事。”

虽然如此,他认为后代应记取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

就读国大医学院一年级的刘嘉敏(20岁)说,这还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段历史。

“他们的高尚行为,体现了当时医学生的精神,我感慨自己没有更早知道这段史实。”

采访侧记 寂寞的牌匾

寻寻觅觅了两天,我终于在冷清的小角落找到牌匾。

到中央医院前,我做足功课,心中满是期待,想亲自看看牌匾,向11名医学生致敬。

意外的是,无论公众、医护人员或柜台接待员,居然只有一个人知道牌匾的确切位置,但没人知道牌匾背后的故事。

有人甚至说,牌匾是为了纪念二战牺牲的新西兰士兵……

当时天气闷热,我心里却感到一阵凄凉。

隔天,我再度寻觅。最后才在卫生部办公大楼发现,刻上11名医学生名字的牌匾正悬挂在门边的墙上。

还来不及欢喜,身后就来了一名保安员。

我问,能不能让我拍张照片。他说:“不能在政府大楼里乱拍照。”

我追问保安大哥,知不知道牌匾背后的故事。他摇摇头,礼貌地请我离开。

踏出大门前,我再看牌匾一眼,感受到它无比的寂寞。

我黯然离开,但内心深切希望,更多人能知道这群医学生在二战牺牲的事迹。

因为,这11人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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