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改革迷途:投资金额越来越大,世界排名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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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4月20日,2021赛季中超联赛重燃战火,采取分阶段赛会制形式。第一阶段,16支球队分为两组,在广州赛区和苏州赛区举行。中甲、中乙联赛分别在4月24日及5月15日开赛。

伴随着金元足球泡沫的破裂,大量球队批量式退出,足球是否具有公益属性的讨论以及中性名、限薪等新政的“强制性落地”,都让今年的中国足球备受争议。

从1994年开始,中国足球职业化至今已历时27年。一路走来,投资金额越来越大,足改方案接连不断,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却从第40位左右跌落至77位,落后于仅有16万人口的库拉索一个名次。三级联赛(中超、中甲、中乙)至今未能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职业球队几乎没有自我造血功能,对投资方依赖性过强,其生死甚至取决于投资方是否撤出。不重视青训、盲目归化外援、疯狂砸钱买天价外援等功利性表现,不断侵蚀中国足球。

中国足协战略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到中国足球的病状,很多人都能滔滔不绝说很多,但真正坐下来研究的人很少,相关决策层也不知道听谁的。“足球在中国充满功利性,这些年来,中国足球还是没有找到病根,没有找准方向。”

“金元足球”破产

为限制俱乐部盲目投资、薪酬过高等情况,早在2018年12月20日,中国足协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就出台了未来三个赛季俱乐部每年投入的封顶金额:在2019年~2021年,中超俱乐部为别为12亿元、11亿元、9亿元。中甲和中乙俱乐部,分别为2亿元、0.35亿元。此外,还规定中超球队设有国内球员最高薪限制:税前1000万元,国脚可增幅20%,为1200万元。但从实践看,因球队投入是市场行为,政策缺乏约束力,难以落地。

根据2020年底中国足协出台的政策,从2021年赛季开始,在未来三个赛季中,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单个财政年度总支出(“投资帽”)最高分别不得超过6亿元、2亿元、5000万元。在税前最高年薪(“工资帽”)方面,中超、中甲的本土球员分别为500万元、300万元,外援分别为300万欧元、150万欧元,中乙球员为120万人民币,U21球员为30万元。

为保证“限薪”方案执行到位,中国足协称,除了将通过一家或两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落实对“限薪”政策落地监管外,还推出了一套严格的违规惩戒规定。中超如有俱乐部单季支出总额超标的,超额比率在20%以内的,将被扣除6个联赛积分,超额比率在20%至40%之间的被扣除12分,如还有进一步超标,最多将面临扣除24分的重罚。

对违规发放薪酬的俱乐部,被查实后,球队将被取消成绩,被处以降级的终极处罚。球员如果没有按规定申报收入(收益),一经查实,将面临24个月的停赛处罚。中国足协还规定,方案中提及的“球员收入”包括工资、有价证券、房产等,不包括奖金。球员收入统一为税前薪酬;球员如果和第三方签订商务合同,需得到中国足协或授权机构认定,否则收入将计入薪酬;俱乐部不得通过关联公司向球员或直系家属发放现金等报酬。

种种限薪规定的背后,与近年来中国金元足球的大环境有关。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限薪问题,国务院相关领导、中国足协等征求意见时,他表示同意。“现在中国球员身价虚高,再不干涉,就玩不下去了。俱乐部也表示认同,不然恶性竞争下,俱乐部也越来越吃不消。”

3月19日,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白岩松专访时称,中国足球在泡沫下,很多投资人都表示难以维持,毫不夸张地说,真到了有可能“坍塌”的地步。“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普遍在每年七八个亿,甚至十几、二十个亿,全世界仅此一例。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联赛的3倍,中国球员的工资是日本球员平均工资的10倍,大家都难以为继。”

去年12月,在中国足协召开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陈戌源还曾表示,“我们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J联赛俱乐部的三倍多,是韩国K联赛的10倍多。球员薪酬是J联赛的5.8倍,是K联赛的11.7倍。中超投入巨大还不觉醒,难道是良心已死吗?”

中国迎来金元足球时代,是从2011年开始。广州恒大足球队升入中超,金元足球也开始登陆中国球市。在金钱开道和大量国内外优秀球员、教练员的加盟下,这支球队至今已夺得8次中超冠军、2次亚冠联赛冠军、2次足协杯冠军、4次超级杯冠军。球市的正常生态被打破后,多支球队相继跟风,疯狂加大投入。

特别是一些外援的薪资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2016年12月29日,阿根廷球星特维斯加盟上海绿地申花队,签约两年。他曾公开表示,他在申花的年薪为税后3800万欧元。按此标准,他两年将从申花拿走76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5.6亿元。这一薪资超过梅西、C罗,成为世界第一年薪球员。

2017年2月,德国足球网站《转会市场》更新了2017赛季中超16支球队各队的总身价。总身价7600万欧元的上海上港队,远远超越广州恒大队(4818万欧元),成为亚洲最贵的球队。16支中超球队中,有11支总身价跨入千万欧元级别。其中,上港队花费6000万欧元引进的巴西球星奥斯卡,在《转会市场》网站中的评估身价仅为3500万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担任上港集团董事长的正是陈戌源。

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2019赛季中超球员的总薪酬高达约48亿元,球员平均年薪约为1000万元,甚至超过了不少英超球队。金元足球的盛行,一些“平民球队”也被迫加大投资。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曾透露,2019年集团对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投资达到9.5亿元。而这笔投入,最终也只让球队获得了赛季联赛第8名的中游成绩。

近年来,埃尔克森等多名优秀的中超外援也被归化。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解决足球的根本问题,关键还是要培养本土球员。如果花大笔钱去归化球员,必然会抑制中国足球的普及,抑制国内球员的成长。除了追求短期效益,长远看归化球员没什么意义。“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用归化球员,但是现在回归本土化了,国家队水平也提高了。”

《体坛周报》副总编马德兴注意到,以2002年中国男足世界杯出线为分水岭,商业大佬投资球队的出发点有了明显变化。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到2002年,很多老板本身就是球迷,他们投资足球更多是因为对足球的真爱,是一种情怀。不过,此后进来的很多老板对足球并没有兴趣,他们把俱乐部看成宣传自己和企业的工具。他们平日也很少去球场看球,只有球队获奖的时候,才出去露个脸。

球队大量解散背后

3月29日,中国足协发布了“2021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准入资格俱乐部名单”,三级联赛共57支球队参加新赛季联赛。

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队未获得准入资格,球队最终因投资人无心经营而正式解散,成为去年天津天海队之后,中国足球连续第二年出现主动退出中超的球队。此外,2021赛季的三级联赛中,共有6支球队退出,除江苏队外,还包括中甲球队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中乙的深圳壆岗、江苏盐城。

2020年,三级联赛共有16家俱乐部退出,其中包括辽足这样的老牌球队。中国足协公布的信息显示,辽宁宏运队等11家没能通过准入审核因“存在欠薪行为且未能解决”。2020年5月24日,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宣布告别职业联赛,这支成立于1953年、培养出了大量国脚,并创造过“十冠王”佳绩的球队,就此退出足球舞台。而包括天津天海在内的另外5家俱乐部则为“主动申报退出职业联赛”,原因同样涉及资金问题。

根据中国足协公布的扩军计划,到2023年,中超球队由16支扩大到18支,中甲球队由18支扩大到20支,中乙球队由20支扩大到30支左右。在大量球队退出的背景下,也让业内对三级联赛扩军的前景多了几分隐忧。

球队的退出,也让一部分球员面临窘境。讨薪1年,1分钱没拿到,这是前辽足俱乐部球员、教练、工作人员2020年的关键词。为维持生活,某辽足预备队球员不得不到蛋糕店打工,月薪为2000元人民币左右。“去体育局招人烦,找足协不受理,好不容易请来律师帮忙打官司,上诉还被驳回了。他们又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可俱乐部被注销,中国足协就不再对此事进行仲裁了。部分球员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去仲裁申请书,得到的答复也是’不予受理’,理由是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一名中甲球队原主教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球员看似风光,其实很弱势,目前仍缺少保障他们权益的渠道。“球员在整个职业发展改革中是没有发言权的,有些球员说下岗就下岗了。”

股权多元化改革是解药吗?

很长时间以来,在三级联赛中,俱乐部几乎都是单一股东。这种现状也给中国足球职业化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李巴乔称,如果投资人不玩了又没人接盘,俱乐部就面临破产。在国外,很多俱乐部老板都将足球上升到信仰程度,而中国足球目前远没有到这一步。在南美和欧洲的五大联赛中,像博卡青年队、拜仁、利物浦等都早已是百年俱乐部,都先后经历了社区足球、社群足球,然后才到有企业投资的职业联赛阶段。但中国足球职业化不足30年,很多球队一开始就是企业足球,这也让球队缺少文化底蕴。

2021赛季,限薪、中性化等政策“强制性落地”后,俱乐部要想可持续发展,保持长期稳定,进行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革,是大势所趋。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就明确提到: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

目前,多家俱乐部已引入多方力量,共同投入运营球队。1月12日,中国足协官方公示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股权转让信息。转让后,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分别占俱乐部股权的比例为40%、30.69%、29.31%。

3月8日,中国足协官网发布中甲昆山FC俱乐部股权转让变更信息:昆山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原股东昆山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俱乐部100%股份,现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重要股权变更。新增公司注册资本后,股权比例变更为昆山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占俱乐部35.66%股份,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占俱乐部36.21%股份,昆山常奥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占俱乐部28.13%股份。常奥体育总裁陶婷婷说,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企业参与到俱乐部投资运营管理中,联赛和球队都会因此增加收益,从而更加稳定。此外,河南嵩山龙门、沧州雄狮等俱乐部也纷纷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革。

俱乐部股权多元化,在其他国家也有不少成功案例。2018年12月,在中国足协组织召开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控制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日本东京FC俱乐部计划部部长小林伸树,介绍过这家日本俱乐部当时的股权结构和运营情况:俱乐部股东竟达到372家;每年净收入约为3亿元人民币,无负债;球员支出严格控制在总支出的30%以内。

股权多元化改革在一些俱乐部的顺利落地,也让一些足球人看到了希望。2020年12月9日,淄博蹴鞠队主教练侯志强率队从中乙冲甲成功。但投资人经营不善,欠薪严重,最终俱乐部与四川华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四川华昆托管这支球队后,将球队教练、球员等原班人马“大清洗”,并组建了新的教练和球员班子,此后这支“新淄博蹴鞠队”,在成都谢菲联基地开启了集训。他希望,四川华昆对这支球队一年的托管期结束后,球队还能回到淄博。俱乐部能通过吸引政府或者国企控股、参股等股权多元化改革,让球队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人民日报》评论认为,股权多元化,既要将国际经验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又要把握足球作为社会事业、体育产业的多重属性。多元化股权结构建立以后,球队将不再成为某家企业的“广告牌”,要想更进一步,实现良性运营,要将目光投向市场,更加关注球迷的感受。

 “不去功利化,一切都是空谈”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足球基础太薄弱,最大的原因就是足球人口少。近日,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崔康熙接受五星体育采访时称,中国足球发展上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青训问题。“中国还需要有更多的足球人口,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工作中来。”

在2015年足改方案中,就提到要将中国足球人口大幅度增加,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5000多所基础上,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其中开展女子足球的学校占一定比例。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里,对校园足球提出的近期目标(2016~2020年)是:校园足球加快发展,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2万所,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人。全社会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人。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使每万人拥有0.5~0.7块足球场地。2020年9月11日,由教育部、中国足协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实施,其中提出工作目标,到2022年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

但是,这些政策的落地情况并不理想。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路称,德国青少年踢足球注册人数为208万、法国为103万、英国为82万。日本高中联赛的参赛球员就有10万人,整个日本大约有100万孩子在踢球。韩国、泰国等也有几十万人踢球。而从1990年到2014年,中国孩子每年大约只有一万人在踢球,这几年可能连一万人都没有。

成都是国家第一批足球发展试点城市,足球人才的培训在国内名列前茅。成都市足协专职副主席刘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成都,每年参加市一级比赛的球队,小学生球队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支;初中时就只有20多支,高中时就只有十几支。“在小学五年级以后,因为学业压力增大,踢球的孩子人数断崖式下降。”

马德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很多足球改革的措施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在执行时出现了偏差。如果一些政策执行不到位,就是一纸空文。要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足球体系,没有现成的模式或路径,出问题也难免。应该耐心地把中国足球职业化近30年来涉及的问题,系统梳理一遍,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足球改革过程中应该允许试错,不怕出问题,就怕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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