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文化:全球竞争与港式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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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生念书压力大已不是新鲜事,从1970年代至今尝试纾缓的政策也推行了不少,例如取消升中试、取消学能测验、取消中三淘汰试、会考及预科合并,奈何压力不减,操练照旧,为什么呢?政府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改变,不能说完全无用,但政策受困于更大更深的环境,其作用便显得有限了。香港教育制度面对两个巨大的环境限制,一是比政府及学校更巨大的宏观结构,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泛滥的香港与全球竞争的问题;二是比课本内容更深入脑细胞的思想文化,就是香港人缺乏物质追求以外的生活文化。

催谷学生不是香港独有现象,在中、台、韩、日本,以至印度,从学校至家长也在落力催谷小朋友,连欧美据闻也开始这样做了,某程度这已成为世界性问题。道理很简单,以中国为例,在农村还有数以亿计人口,期望知识改变命运,他们自会拼命争夺有限的城市工作,而教育就是最重要的方法了。新加坡即使没有上亿的农村人口,但因为要维持竞争优势,不致被后面来的(如中国、印度)赶上,学生的压力也相当厉害的。

几百万人困兽斗

香港情况也是差不多,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泛滥的情况下,大家也深感自己是在跟全世界的人争夺工作。跑慢一点,手上的工作便给深圳、新加坡或印度的人抢去了,你还敢跑得慢?这种不安全感使人争夺着用不同方式突显自己比其他人厉害。所以,不能光说家长们都是没长脑袋的怪兽,或是文化水平太低,摆在面前的就是进名小学、名中学、名大学,以至名幼稚园,似乎对未来的生存机会影响深远。家长重视子女的成绩,连带对学校的要求也严苛,进而又造成对教育工作者的巨大压力。

香港比起台湾、日本更不利的情况,是香港连“返乡下耕田”的空间也没有,而且产业结构也相当单一。在这些幅员较广较多选择空间的地方,如受不了大城市的竞争,甘愿过简单生活,可到乡村、小镇归园田居,消费水平低租金便宜,也是另一种生活的选择。但在香港,这些选择也不大可行,几百万人挤在城市里困兽斗,想逃也逃不掉。

全方位竞逐的心态

在宏观层面是个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问题,在思想文化层面,是一种人生观、世界观。笔者也是父母,亲见香港家长总有一种要不断的考核、不断催谷学生的心瘾。如果看着小孩花了一小时无所事事,便觉得相当浪费,总要找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做做才安心。最好是可以计量、能获得一些据说是公认的结果,拿些奖牌、考到某些等级,可以列出来让人清楚看到的,便是有用的好东西。什么“品格建立”、“培养气质”,就因为看不到即时可见成效而被视为浪费时间。笔者在1980年代念中学,当时的课外活动是真真实实的课外活动,大家玩得开心然后回家;现在的课外活动,不管是学造机械人、体育、音乐、社会服务,以至加入教会接受洗礼等,全都要求兑换成各种入学、升学的好处,赚得各种分数,开列出一张亮丽的CV,最终是指向找间好学校、找份好工作等的方向。这种全方位竞逐的心态,有相当强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tic value)倾向,视经济及安全为最重要。例如学习音乐、运动,以至变化气质陶冶性情等,本身没有自足的价值,必须是可转换成某种经济效益的东西才有意义。

这种态度还有其延伸效应。例如当巴士司机、扎铁工人、电器技工,便是没前途,甚至是不值得尊重的职业。“职业无分贵贱”这类说话,是只能对小学生说的。如要过一个“好”的人生,自然是找“上等人”的职业了。于是乎大家便从幼稚园开始进入战场,一生人都在拼命。又因为在生命中缺乏其他视为有价值的参考,所以生活不外乎是休息、工作、再工作,公余时候便以各种消费活动来充充电。我们对“好的生活”的理解,局限了我们对规划未来事业的空间及生活的方式。

人生有何值得追求?

这类问题已多人谈过,笔者要点出的是:如果不接受这种价值,那么人生于世,有何目的?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东西?唯其能确立人在物质以外还有其他值得追求的东西,并使这种态度成为一种风气,竞争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平衡(要完全消灭是没可能的了)。

这是一个香港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一点也不夸张,也是各个古旧文明也思索的核心课题:人是什么?人生存于世是为了什么?人生有何值得追求的东西?我要怎样过这生,才算是无憾、无愧、无悔?这些看似抽象的问题,实在影响到命途上每一个大小决定,指引了孰为枝节、孰为根本的优次选择。而港式思想习惯,倾向强调实用性,在这种抽象问题上一般不太重视,少有深刻的反省。但少反省不是没立场没态度,而是被物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牵着走而不自觉罢了。

在香港也有不少人是不参与竞争,或者也看到这种竞争心态的弊处,而追寻另类生活的。但在香港社会,这种生活文化仍不是主流,玩玩就好,一生这样过便不成了。如果有年轻人一直都只做临时工,或安于当个收入一般的救生员,而将公余所有时间投入保育海豚,或投入三项铁人操练,这类生活方式虽能吸引部分爱好者的支持,但社会的主流价值仍未能欣赏。

处理竞争与压力问题,着实有不少人在政策层面作过努力。但更长远的思考,是如何处理这些更深更大型的局限。例如说,如何培养出另一种生活态度并使之成为一股风气?这种生活态度,又如何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得以生根成长?这些思想文化层面的课题,都是值得思考。虽然未有即时效用,却是社会的另类基建。

作者刘绍麟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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